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fēng)面，環(huán)珮空歸夜月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大歷元年，杜甫流落夔州，寫下《詠懷古跡五首》。這一首是詠昭君的。相傳昭君的家鄉(xiāng)，就在夔州以北的秭歸附近。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絕，不同凡響：三峽之水從千山萬壑間流過，山勢崢嶸起伏，有如萬馬奔騰，直赴荊門。江之北岸傳說依舊座落著昭君村。上半聯(lián)如高鳥俯瞰，境界宏遠；下半聯(lián)則似電影中的“定格”，具體點明古跡所在，很自然地將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峽”的闊大背景中。一個“赴”字，畫龍點睛，使山水充滿了生機；一個“尚”字，寫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狀態(tài)。大小映襯，動靜相間，不僅使畫面顯得生動，同時使詩的意境更深一層。因為“尚有村”傳達了一種“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無窮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悵情緒，巧妙地為全詩確定了悲壯的基調(diào)。陡起直轉(zhuǎn)，必然過渡到下面對昭君命運的詠嘆。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頷聯(lián)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劇。據(jù)《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竟寧元年（前３３），“單于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一去紫臺”便說此事。“紫臺”即紫宮，天子居處；“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冢”即昭君墓，在今內(nèi)蒙古境內(nèi)。據(jù)《歸州圖經(jīng)》記載：“邊地多白草，昭君冢獨青。”這兩句以極簡的文字，寫出了無窮的感慨，寫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論詩曰：“詩如鼓琴，聲聲見心。”（《續(xù)詩品·齋心》）杜甫以“紫臺”對“青冢”，一雍榮華貴，一凄涼冷清，在色調(diào)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朔漠”對“黃昏”，又烘托出一種肅殺渺茫的凄慘氣氛。先從字縫中透出了強烈的悲劇色彩。“連”、“向”二字，更是頗具匠心，前者將“紫臺”、“朔漠”連在一起，無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劇和西漢朝廷的昏庸聯(lián)系了起來；后者使同種色調(diào)互相渲染：青冢瑟瑟，面向暮靄沉沉，一片蕭條充塞廣宇，象征著“此恨綿綿無絕期”。從而給人留下了豐富的聯(lián)想余地。這兩句中的“朔漠”、“黃昏”，又是疊韻雙聲。這正如《貞一齋詩說》所云：“音節(jié)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成為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群山萬壑赴荊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diào)，此輕重清濁法也。”可見杜甫確實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畫圖省識春風(fēng)面，環(huán)珮空歸夜月魂。”杜甫此聯(lián)雖然緊承上聯(lián)之意說出，但卻由詠古跡轉(zhuǎn)向了詠懷與議論，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劇的原因。“畫圖省識”句，本于《西京雜記》的記載：“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賄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丑圖之，遂不得見。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后宮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國，故不復(fù)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棄市。”對這一句的解釋，歷來有分歧，或曰：假使?jié)h元帝能從畫圖察識昭君的美貌，就不會有魂魄空歸的遺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我們今天只能從畫圖上去辨識她的豐姿了。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據(jù)律詩對仗法則，“省識”對“空歸”，“空歸”既為偏正詞組，“省”字就該修飾“識”字。朱鶴齡認為：“畫圖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識，而曰省識，蓋婉詞。”（《杜詩詳注》引語）；浦起龍也說：“‘省識’只在畫圖，正謂不‘省’也。”（《讀杜心解》）。這才是準確的理解，才符合杜甫詠昭君的根本動機。實際上這兩句詩具有內(nèi)在的因果關(guān)系：正因為漢元帝昏庸，“按圖召幸”，使小人有機可乘，故而辨識不出美惡真相，才害得昭君遺恨終身。這就把帳算在了昏君、佞臣的頭上，含意深廣。杜甫自己“竊比稷契”，結(jié)果卻遭到君王的厭棄，終老江湖。因此，他對昭君的厄運充滿了同情，對昭君的故國之思有著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經(jīng)鑄就，縱使昭君魄魂歸來也是枉然了。“空歸”二字真寫得肝腸寸斷，把萬千遺恨表達了出來。“春風(fēng)面”與“夜月魂”更是對得驚警：昔如彼，今如此，諷情貶意隱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相傳“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聯(lián)寫得真切率直，說的是千載之下，人們分明能從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聽到她那無窮的怨恨。

白居易論詩要“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杜甫卻說詩要“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適岑參三十韻》）。乍看二語抵牾，而事實上當詩歌“顯其志”時，詩思也就達到了高峰。這是詩人對所敘之事的一個總結(jié)，又是詩人感情最強烈的抒發(fā)，而此時此刻最能發(fā)人深醒，這也就是“篇終接混茫”。杜甫在寫了昭君的悲劇以及悲劇的根源之后，毫不隱諱地以怨恨作為一詩歸宿，正是“卒章顯其志”。僅就昭君命運來看，她“一去紫臺”，便“獨留青冢”；因“畫圖省識”，而“環(huán)珮空歸”，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見遇，怨死后的無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險詐。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傷，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過，“看杜詩如看一處大山水，讀杜律如讀一篇長古文”（黃生《杜詩說》），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鑄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輕議。這首詩題為“詠懷古跡”，重心是在詠懷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結(jié)，只能算是詠史。這不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懷，還會產(chǎn)生誤解。以前吳若本、《讀杜心解》等誤把這組詩分為詠懷一章，古跡四首，就是例子。其實只要結(jié)合杜甫做詩時的境況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來看，就絕不會得出這種結(jié)論。因為他借古抒懷的動機很明顯，五首詩的聯(lián)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際會之難；漂泊西南、依人為生的歲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擾亂他又欲歸不得。所以他詠庾信，寄托自己的鄉(xiāng)關(guān)之思；詠宋玉，慨嘆自己的懷才不遇；詠昭君，譴責君王的美惡不分；詠劉備、孔明，仰慕他們君臣無間的關(guān)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那么可見，這曲中傾訴的怨曠之思豈止屬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惡的君主又豈止是漢元帝一人，后來有多少人才仍在抒發(fā)著感世不遇的情懷！這一曲怨恨已流傳千載，誰又能斷言它不再繼續(xù)下去？這一結(jié)，切中時弊、含意深遠，正是“篇終接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