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犧牲后，身后蕭條，當(dāng)時《晨報》報道說：李死后，“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fù)蘇者數(shù)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huán)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yè)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xué)問，不事生產(chǎn)，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于是當(dāng)時的急務(wù)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nèi)停放。梁漱溟晚年回憶說（見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李大釗犧牲后，他立即由西郊趕往城內(nèi)，“一面看望其家屬，一面看視守常裝殮”，他還通知吳弱男夫人參與死者的入殮（李大釗生前曾是章宅的家庭教師，“賓主甚相得”）。

時章士釗早已是“文武北洋”中的一員，不過，從李大釗犧牲前的“首都革命”和“三一八”諸事件之后，他已經(jīng)“身名狼藉”、一身腥膻而處于被逐的角色了（這在如今其后人的描述中有了別樣的說詞）。不過，“章老虎”畢竟只是“文”的北洋“紙老虎”，他和赳赳武夫只知?dú)⑷说摹拔洹北毖蟛煌�，即他主張“防口者，專制之愚策；殺士者，國家之大恥”，于是，當(dāng)李大釗即將有不測之險時，即當(dāng)他從楊度處聽聞其將遭逮捕的消息后，即急囑吳弱男赴蘇俄使館通知李大釗。此后，梁漱溟邀之一同出面“先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稱與張作霖之親信參謀長楊宇霆相熟，他將去見楊，可保守常亦不死”（《梁漱溟問答錄》）。章士釗自信向楊宇霆、潘復(fù)托請，可令張作霖首肯不殺李大釗，然而，“其結(jié)果直到守常被引出就刑時，眷屬方釋放回家”（同上）。此后章士釗夫婦祭奠李大釗并慰問了李大釗夫人和其子女。

記得“文革”結(jié)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６年之后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dāng)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xiāng)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愿，于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當(dāng)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tǒng)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dāng)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dān)，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跡，相與發(fā)起厚葬，這發(fā)起人的１３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nóng)、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２０元，后梁漱溟等各捐５０元、馬敘倫等各捐２０元、李四光等各捐１０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５０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wèi)一人就捐了１０００元，陳公博３００元，戴季陶１００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或曾是“盟友”，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

李大釗后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并為烈士的夫人預(yù)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nóng)撰寫的。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李書華、農(nóng)礦部長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jiān)委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于“三一八”后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