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倫敦啟程渡海峽赴歐陸之前，剛剛?cè)ミ^漢普斯臺德荒地，造訪了濟慈故居。踏上歐陸，輾轉(zhuǎn)數(shù)國至羅馬，又尋訪了西班牙廣場的濟慈紀(jì)念館和新教墓園的濟慈墓，于是，在這一個月從英倫至歐陸縱橫交錯的旅程中，不知不覺編織進了一條濟慈之線。

在文學(xué)史上，他與拜倫、雪萊同組。后兩位年長者，生平行止似其詩文，活得浪漫瀟灑，在美國本土和歐洲，遺蹤遍地。濟慈則大有不同：他未曾擁有耐久的豪宅、雅舍、寺院、別墅、名校，留給后人觀瞻憑吊，身為倫敦薩匝克區(qū)服侍闊人坐騎的馬房主長子，他生于與馬房臨接的普通住宅，少年時代在同區(qū)的醫(yī)院當(dāng)學(xué)徒，直到移居漢普斯臺德，脫離了并不喜愛的醫(yī)藥行，他的專業(yè)詩人生涯才落到了實處；身后，他的遺蹤也才落到了實處。

漢普斯臺德荒地是倫敦市北近郊區(qū)，至今仍保留著不少英國草原丘陵地的原始天然風(fēng)貌。環(huán)境幽僻，空氣清新，而卻又地近鬧市，恰是古今中外騷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文化區(qū)”。濟慈少失怙恃，早早肩負起扶養(yǎng)弟妹的重任，幼弟罹家傳肺結(jié)核病，才遷至此區(qū)由濟慈親自照看。弟逝，身心交瘁的濟慈應(yīng)詩人朋友布饒恩之邀，遷至“荒地”南頭的溫特沃斯寓所，此地如今成為濟慈在英國的惟一博物館。

這是一棟帶庭院有地下室的二層樓房，半獨立式，包含可供兩家居住的兩個單元，由布饒恩和文人朋友狄魯克合建。規(guī)模不大，結(jié)構(gòu)簡樸，樹籬院墻、柵欄街門、白色屋墻，形成一種田園氛圍。室內(nèi)陳列詩人的日常用具，簡單平常，大多是名人博物館陳列品中的看家項目，惟有一枚濟慈贈未婚妻芳妮·布若恩的訂婚戒指，是詩人早夭愛情的鑒證。

濟慈１８１８年末遷居于此，與布饒恩合用東單元。次年春，孀居的布若恩太太攜女兒們賃居西單元，年方17的長女芳妮清純秀麗，立即攫獲了愛美的年輕詩人的心。庭院內(nèi)樹籬邊不過一二十米長、一米寬的林蔭夾道，房屋四周厚密如棉的草坪以及稍遠處的山林草地池畔，都是他們悄然痛飲愛情蜜酒的地方。這大約是濟慈初次、也是惟一認真的戀情，它激勵年輕天才的詩神暴長出雄健的雙冀，鼓振翱翔。他生平最重要的詩作，都是此時此地完成。庭院東側(cè)，如今仍有一棵孤立的李樹，低矮細瘦，枝頭掛著一枚干癟的果實，在夏末的陽光下泛著熟透的紫紅�？梢韵胍姡�當(dāng)年這一對青春韶秀的佳侶在這片美麗的背景之中，曾繪構(gòu)出多么悅目的圖畫，可憾他們的愛情沒有像李子那樣成熟，瘟神和死神聯(lián)袂插足，將他倆活活拆散。

這棵李樹只是當(dāng)年濟慈那棵李樹的替身。布饒恩在致友人書中說：“１８１９年春，一只夜鶯在我寓所旁筑巢，濟慈聽著她的啼聲，感到陣陣舒心的喜悅。一天早晨，他將椅子從餐桌旁挪到草地上的李樹下，靜坐兩三小時。等他進入屋中，我看到他手中已拿著幾張紙片，悄悄塞進一些書的后面。”那首徐志摩稱之為“神奇”的、音樂般的《夜鶯曲》，就是這樣一揮而就的。門戶之見頑固的英國批評界對這位驟然騰升的明星并不認同，甚至惡意譏諷他為“倫敦小子”學(xué)派，這自是對天生敏感、自尊的詩人致命的打擊，但如拜倫所說一個批評殺死了一位詩人，似乎又未免言過其實。就在此時，濟慈照看幼弟期間感染的肺結(jié)核病已入膏肓，為防止情緒激動加重咯血，他不能寫作，甚至不能與芬妮相會，致使一對比鄰而居的熱戀情人之間竟成咫尺天涯。如此處于事業(yè)與戀情的雙重?zé)o望，年輕詩人的痛苦，可想而知。幸虧他有真正的朋友，由他們精心安排，有約琴夫·塞文陪伴，趕在英國潮濕陰寒的冬季到來之前，渡海峽，走水路，過那不勒斯，歷一個半月舟楫風(fēng)霜之苦，到達羅馬。

我從倫敦去羅馬的季節(jié)和具體路線與當(dāng)初濟慈所取不同，加上有現(xiàn)代交通之利，一路便捷，愜意多多。時值仲秋，羅馬卻比一個多月前的倫敦盛夏更為燥熱。赤日高溫加速了心律脈搏，鼓催人急欲拜訪濟慈在這座古老城市中的跡蹤。

西班牙廣場在市中心偏北，與漢普斯臺德之間氛圍鬧與靜的反差，猶如其氣候的熱與涼。廣場中心有巨大魚身雕飾的噴泉，是著名藝術(shù)家伯民尼的佳作。噴泉與廣場正北側(cè)高丘的三一教堂中間，由一百三十八級石階貫通。濟慈當(dāng)年的住房，就在這條著名的西班牙臺階中國東側(cè)，稱“小紅房”，名符其實地呈南歐常見那種溫暖的粉紅色，四層，和漢普斯臺德的溫特沃斯同樣格局簡樸，顏色則又是一個反差。

西班牙廣場是羅馬重要景點之一，擅長渲染誘惑的意大利人又說，如果你在泉水池中投下硬幣，也許還能在此遇到一位英俊的意大利青年男子。如今這里像羅馬角斗場、梵蒂岡教皇城、古城廢墟群、眾神廟等等一樣，處處游人如織。臺階上水池旁密密麻麻擠坐著歇腳客。細審池底，果有幾枚硬幣。兩個衣衫不潔、鬢發(fā)零亂、長幼難辨、不英不俊的本地男人，正手持矛勾，小心翼翼地移步池沿，每打撈上一枚硬幣，立即曖昧地塞進衣兜。這使我無意佇留，迅速登上“小紅房”的三樓。

當(dāng)年濟慈千里迢迢抱病來到這里，居留不過三個月，就與世長辭。他生前所有用具，包括壁紙和木質(zhì)門窗，都為消毒而盡行燒毀。如今紀(jì)念館內(nèi)的陳列，已非原物。只有起居室兼作塞文臥室那間狹長小屋的壁爐，他偶爾為濟慈治炊的地方，煙火重炙的痕跡似乎明顯可見。塞文為給濟慈提神消遣，還臨時租用了一架鋼琴，親自為他演秦他最喜愛的海頓的交響曲。那一紙由塞文簽署的借條，至今留在了展品之中。這整個第三層樓原為他們和房東太太合用，現(xiàn)已辟為圖書館式的博物館，收集了大量濟慈與雪萊等作家有價值的手稿、圖書和遺物。從展室墻上一幅老風(fēng)景畫可見，這一帶起初是依山勢而成形，土路陋舍，相當(dāng)簡寒。１８世紀(jì)后逐漸興旺，成為文人薈萃之地，喬治·艾略特、歌德、柯勒律治、雪萊、拜倫、勃朗寧夫婦、亨利·詹姆斯、伊迪斯·沃頓、王爾德、喬伊斯等都曾駐足；但是不管時間長短，他們都沒有像濟慈這樣，和這里發(fā)生過生死攸關(guān)的聯(lián)系。而另一處真正與濟慈的死亡直接相關(guān)的地點，就是新教墓園。

次日清晨，早早動身逕奔羅馬市區(qū)南端，在墓園內(nèi)靠近古羅馬城墻廢墟那座名為凱攸斯·色賽提烏斯金字塔的高大陵墓稍偏西北處，終于找到了濟慈長眠之地！他占據(jù)了墓園圍墻的一隅，方圓約十余米，墓碑存并排兩領(lǐng)，左一年代稍久，是濟慈墓，右為塞文。濟慈的這位始終不渝的藝術(shù)家朋友，在親手安葬濟慈５６年之后，自己也來與他長相廝守。

在這兩領(lǐng)墓碑等距之后，還有一領(lǐng)小型墓碑，是塞文一個早夭嬰兒之墓。塞文年長濟慈兩歲，在與濟慈相識相處期間，已是為皇家學(xué)術(shù)院看好的畫家，僅從他為濟慈、雪萊所作畫像，也可知其功力匪淺，但是為了友人安危，不計自身利害，至死與朋友相隨。他在濟慈彌留之際以日記體寫下的那些書信，文字平實樸素，但是所記錄的真情實景是那樣凄惻宛轉(zhuǎn)，足以像精美的抒情詩一樣催人淚下。

在這三足鼎立一組墓碑左右后側(cè)，拱立著兩棵參天古松，面前正對的是墓園一段圍墻，爬滿藤蔓花草，墻腳是一溜美麗整齊的花壇。左側(cè)的另一段圍墻上，裝飾著濟慈的浮雕側(cè)面頭像和后人鐫刻的詩句：

濟慈！假如你那珍貴的名字真是“用水寫成”，

那點滴都應(yīng)是從悼念人臉頰滴落；

一份神圣的供奉；那些英雄追求

炫目的殺伐征戰(zhàn)，卻往往只得虛空。

長眠吧！這句恰如其分的銘文才更加光榮。

這是對濟慈那領(lǐng)墓碑上銘文的對應(yīng)。按照濟慈的遺愿，他的墓碑上沒有姓名，只刻有“英國青年詩人”，下面兩行主要文字是：“此地長眠一人，其名以水寫成。”這是濟慈遺言的原話。

稀世的天才，２５歲的早逝，多么像一顆天際隕落的流星！濟慈以其謙謹內(nèi)向的性格，并未憤世嫉俗，也不抱怨命運，但他還是自嘆文名之未成，一生之猶如朝露。他和塞文都沒有料到，他的身后之名會那樣地蒸蒸日上。這大約正是由于，他的名字在不斷以喜愛他的人的眼淚深描重寫。

就在這同一座墓園中圍墻的另端，緊靠古羅馬城墻廢墟的腳下，還有雪萊的墓穴。雪萊也是在生前就為自己選擇了這處美麗的地方，而且不料不久就成了濟慈的永久近鄰。這兩位客死異國的英國詩人，再加上死于希臘的拜倫，可稱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后三杰，同樣豐姿俊逸才華橫溢，而且早夭，實際上，且不論在出身家境方面濟慈所處的弱勢與他的兩位長者不同，僅就早夭也與他們大有區(qū)別。在近二百年前的世界，限于醫(yī)學(xué)水平和當(dāng)時人的生活方式，人類壽命，遠低于如今，五六十歲，已屬天年。拜倫死于三十六，雪萊死于三十，而且都已文名顯昭，可以說是英年早逝。只有濟慈，才是真正的早夭。雪萊在他逝后立即寫就《阿都民》一詩沉痛悼念，將他比作令維納斯單戀窮追的早夭美少年，實不為過。通常人們信口說，這三位詩人是好友，拜倫與雪萊信然，濟慈與拜倫其實幾無過從，而對其詩作評價不高，盡管拜倫確曾著文對之表示稱許；即使雪萊，濟慈與之也不過相見之緣。在濟慈赴羅馬求醫(yī)養(yǎng)病的最后日子，客居比薩的雪萊夫婦曾竭誠相邀他去彼所，以便得到更有益的照看，但卻沒有為后者領(lǐng)受。通常的解釋是濟慈出身低微而又性格孤傲，但他卻又真正擁有布饒恩、塞文等一批摯友，與當(dāng)時浪漫派文壇代表人物和活躍分子亨特、赫慈利特、蘭姆等也都相得甚歡，因此，這浪漫主義后三杰，應(yīng)該還是被視作他們代表了這場文學(xué)藝術(shù)運動在詩歌領(lǐng)域的最高成就而形成，而非依賴個人關(guān)系。

不過，就個人氣質(zhì)與作品風(fēng)格而言，濟慈與前二位似是大不相同。他沒有那些重大的題材，缺少那樣恢宏的氣勢。他以杜鵑啼血式的竭誠，傾吐衷情，追求與完成著真與美，化平凡為神奇，變陳跡為新生，煉語言為音樂，從而跨越了潮流與時代；再加上他生命短暫而且取少予多，后人對于他，更永遠送上一份詩域之外的普通憐愛。

久久靜坐在墓側(cè)的長椅上，目光迎送著一批批默默來去的同好，心中不禁生出一些虛擬式的問題：假如天假濟慈以年，他體驗了盛名、婚姻、晚景……思想突然脫軌，驟然飛落溫特沃斯寓所那株李樹梢頭，呆望著那枚干癟泛紫紅色的李子。

──原載《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