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

劉伯承與鄧小平，有著13年共同指揮軍隊的戰(zhàn)斗生涯，有著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zhàn)友情誼。劉伯承生于1892年，年長鄧小平12歲，兩個人都屬龍。他倆是兩條真正令中國人驕傲的威猛巨龍。在他倆相遇之前，人生經(jīng)歷就

有了一些微妙相通之處。劉伯承、鄧小平都是四川人。劉伯承20歲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1916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zhàn)爭時，已是軍中一員猛將。當16歲的鄧小平遠渡重洋到法國求學時，劉伯承已是川中名將了。1926年，鄧小平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系統(tǒng)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劉伯承1927年也到了莫斯科，進了高級步兵學校，隨后又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系統(tǒng)學習軍事理論。1930年，鄧小平在廣西發(fā)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之時，劉伯承也回國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協(xié)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1931年，鄧小平、劉伯承先后來到中央蘇區(qū)。在這里，兩位四川老鄉(xiāng)首次見面。劉伯承給鄧小平留下了“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1932年，鄧小平調(diào)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劉伯承出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他們都堅決地與王明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進行了斗爭。在王明宗派主義“無情打擊”的組織路線之下，鄧小平被撤銷了中心縣委書記的職務，受到黨內(nèi)嚴重警告處分；不久，劉伯承也因反對中央軍事顧問、共產(chǎn)國際代表李德軍事指揮上的教條主義，被撤銷中央軍委總參謀長職務，下放到紅五軍團任參謀長。他倆共同參加了長征。1934年底，在毛澤東等人提議下，鄧小平再一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職務。幾乎也在同時，劉伯承也被調(diào)回軍委，重新?lián)�任軍委總參謀長。他倆又一起參加了遵義會議。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1938年1月，鄧小平調(diào)任第一二九師政委，從此，鄧小平與劉伯承開始了長達13年親密無間的合作。他倆這種親密無間的合作，使一二九師像一把利劍，直插在敵人的心臟——太行山區(qū)。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劉鄧二人緊密配合，通力合作，使一二九師及晉冀魯豫抗日根據(jù)地的工作井井有條，在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歲月里越戰(zhàn)越勇，越戰(zhàn)越強。據(jù)劉鄧老部下們回憶：劉師長給我們總的印象是對黨忠心耿耿，對工作極端負責，熱愛人民，關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種慈父般的溫暖；鄧政委在領導作風上的特點是決心果斷，干脆，對干部要求嚴格，并敢于批評，給人的印象像個嚴師。慈父與嚴師，文武雙全，是為強將。

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誠的合作。在一二九師工作過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鄧小平表過態(tài)的事情，你去問劉伯承，劉伯承一定說：“按鄧政委講的辦。”同樣，凡是劉伯承說過了話，再去請示鄧小平，鄧小平也必定說：“照劉師長講的辦。”一二九師師部的好多同志都記得師長常說的一句話：“政委說了，就是決定，立即執(zhí)行�！�

他倆不僅是工作上的好搭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關心、互相牽掛的好戰(zhàn)友。鄧小平常常提醒師部工作人員：師長年紀較大，視力也弱，大家要特別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參謀長，大事才找?guī)熼L決策。為了照顧劉伯承的身體，鄧小平總是把許多組織實施、起草報告、簽發(fā)電報等任務擔當起來，盡量減輕劉伯承的體力負擔。有一次，部隊經(jīng)過黃泛區(qū)，天上有敵機轟炸，腳下是沒膝深的爛泥，行走十分困難，鄧小平攙著劉伯承，走過了幾十里的“水鄉(xiāng)澤國”。1940年，百團大戰(zhàn)最緊張的時刻，當時在一二九師師部工作的張香山，看到了極為感人的一幕：“有一天，參謀長打電話叫我到他那個地方去。一進去，看到他們兩位，鄧小平同志舉著蠟燭，劉師長順著燭光察看地圖，找地名。他們看的是貼在窯洞墻上的一張五萬分之一的地圖。由于劉師長一只眼睛失明，看東西不大方便，所以，鄧政委舉著蠟燭的手，隨劉的手移動，劉指到哪里，鄧就把地名念出來。劉的眼睛不好，鄧擔心累著他。我革命了幾十年，像劉鄧這樣深的感情見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動�！�

同樣，劉伯承眼中的鄧小平也像親兄弟那樣叫人掛念。1942年3月，鄧小平去太岳、中條山檢查工作。臨行之際，劉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之后，他立即對參謀長李達說：“現(xiàn)在敵人掃蕩很頻繁。我們對鄧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證。你立刻通知鄧政委要路過的幾個地方，叫他們把接送情況，在當天電告師部。”就是這樣，劉伯承仍然每天記掛著暫時分離的鄧小平，每天都到值班室詢問鄧小平的行蹤。

3月19日晚上，他又來到值班室，值班參謀報告，剛剛收到電報，鄧小平今晚要通過白晉線去太岳。因為白晉線是日寇重點防御的地區(qū)，劉伯承放不下心來，他讓兩位值班參謀去休息，自己要親自等待鄧小平的消息。兩位參謀說：“我們不困，還是師長去休息吧。”劉伯承一手拉住一個，把他們帶到隔壁休息室里，按到床上，蓋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劉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邊檢查值班日記，一邊等待消息。深夜，接到陳賡發(fā)來的電報：鄧政委已安全到達太岳。劉伯承才舒了一口氣，叫醒了兩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參謀。

在劉鄧合作指揮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13年中，一個軍事主官，一個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劉鄧不可分”的佳話。在他們共同組織的歷次重大戰(zhàn)役行動中，許多重大的作戰(zhàn)方案是他倆一起商定；各種命令都是以劉鄧聯(lián)署方式簽發(fā)；許多次重要戰(zhàn)役是由他倆共同指揮。劉鄧大軍的英名遠播四方，令抗日軍民鼓舞，令敵人喪膽。一二九師和第二野戰(zhàn)軍的戰(zhàn)史中融會著劉鄧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直到目前為止，許多劉鄧聯(lián)署的電報，除了因兩人分在兩地比較容易確認是其中一人所為外，其余均很難確認出自他倆之中何人之手。一份電報里，常常既有劉伯承時刻研究與總結的戰(zhàn)術問題，也有鄧小平極為關注的地方武裝配合作戰(zhàn)和根據(jù)地支援問題，在編寫他倆的文集時，是很難將這些材料分開來，算在二人各自的思想成果上。而同時，如果這些由劉鄧合署的文件不計算在劉或鄧的思想發(fā)展之中，那么，對于劉鄧思想的研究必將是極不全面深刻的。當時任第二野戰(zhàn)軍新華分社社長的前線記者李普說過：“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這句話生動表達了劉鄧不可分這一特殊的歷史現(xiàn)象。

在工作方法上，劉伯承和鄧小平一個“舉輕若重”，一個“舉重若輕”

1992年，薄一波在“劉伯承誕辰100周年軍事理論研討會”上發(fā)表講話說：“這里，我還想插述一段周恩來同志和我的談話。那是在1950年的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在閑聊中，恩來同志若有所思地問我：你在晉冀魯豫與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對他們二位的工作怎么看？我說：他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確實是同心同德，和協(xié)有致。他搖搖頭說：我不是講他們的配合，而是你對他們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我未加思索地反問道：總理，你是老領導，又與他們相識甚早，你看呢？他爽然一笑：好啊!你又把問題原樣奉還了。我也笑了：不是說‘解鈴還需系鈴人’嗎？我們這叫‘解問還需提問人’嘛!恩來同志說，據(jù)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我說：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接著，恩來同志又問我：那么，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未等我作答，他就講開了自己的看法：從愿望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zhí)行工作有關。

“后來，我不時憶起恩來同志和我的這次談話。我常想，一個領導干部要同時兼有這兩種工作方法，的確很不容易。但從黨的工作、一個領導班子的工作來說，卻是必須同時具有，缺一不可。在進行戰(zhàn)略決策和解決重大問題時，必須有‘舉重若輕’的方法和氣勢，才能增強信心，當機立斷，否則就可能遷延不決，貽誤時機；而在決策以后，確定具體戰(zhàn)術和具體措施時，則必須處處注意‘舉輕若重’，方能周密細致，扎實穩(wěn)妥，否則，就可能出現(xiàn)疏漏，招致失誤。能否善于掌握和運用這兩種工作方法，是衡量我們工作中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標志�！�

劉伯承的“舉輕若重”首先表現(xiàn)在他在制定作戰(zhàn)計劃和進行作戰(zhàn)準備上。在對待“作戰(zhàn)任務”這個問題上，劉伯承指出，對于上級交付的任務，“首先要了解上級首長總的意圖，了解上級首長給予自己的局部任務對整體任務的作用，才能在實際戰(zhàn)斗中充分發(fā)揮這一作用，以保證整體任務的完成”。對于給下級的任務，“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確”，“必須根據(jù)當前具體的實際情況，發(fā)出適應情況的具體指示”。為了使部隊準確地了解任務，他對發(fā)出的每一個戰(zhàn)斗命令，總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他常說：“打仗這玩意，可不能馬虎，一字之差也會死很多同志，甚至影響整個戰(zhàn)斗的成敗�！彼�還根據(jù)任務的輕重緩急和范圍所及，專門規(guī)定了基本命令與戰(zhàn)斗命令、訓令與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級指揮員分類掌握和使用。他反對只憑想當然就投入戰(zhàn)斗的草率行為。他曾尖銳地指出：“不仔細研究命令，不明確下達任務，那是犯罪行為。”

鄧小平十分贊賞劉伯承的這種作風。他說：“伯承對上級命令和指示，從未粗枝大葉，總是讀了又讀，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適應自己的工作環(huán)境而加以實現(xiàn)。在實行中，且時時注意檢查，務使貫徹‘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們的口語�！�

鄧小平還說：“伯承善于總結經(jīng)驗，把軍事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又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用理論指導軍事實踐�！眲⒉�承幾乎每遇大戰(zhàn)必做作戰(zhàn)總結。在他的總結中，不僅總結我軍自己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而且善于總結敵人的作戰(zhàn)規(guī)律。他所以能夠常常出奇制勝，就是因為他對敵人的推理認識十分細致深入，故而能夠用兵如神。七亙村戰(zhàn)斗，重疊設伏，就是抓住了日軍的驕橫心理，以為我軍決不敢再在原地打一仗的一般估計而設計的一場漂亮仗。當時，劉伯承曾說：“日軍對我國的兵法是熟悉的，也懂得‘不得遵�！�的用兵原則，我們要抓住日軍迷信教條的心理，就在原來地方再次設伏。”著名的神頭嶺作戰(zhàn)的伏擊地點，是劉伯承親自勘察決定的。該地山梁狹窄崎嶇，不便于我兵力展開，有些同志認為不宜選作伏擊戰(zhàn)場。但是，劉伯承分析認為，敵人也會認為這里的地形對我不利，估計我不會在此設伏，而對此地麻痹大意。我偏一反常規(guī)，在敵人認為我不會設伏的地點設伏，打擊敵人。后來實際情況表明，劉伯承的反推料敵十分準確，敵人果然按照他的安排行動，使得神頭嶺一戰(zhàn)打得敵人措手不及，全軍覆沒。

劉伯承的料事如神，來自他對每一場戰(zhàn)斗的認真細致總結。1992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劉伯承軍事文選》共收錄劉伯承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軍事論著24篇，其中有11篇是關于對敵作戰(zhàn)的戰(zhàn)術考察或作戰(zhàn)總結的文章，其余是以劉鄧聯(lián)名方式所作的戰(zhàn)術總結。戰(zhàn)斗總結就更多了，幾乎每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作戰(zhàn)行動都有詳細的作戰(zhàn)總結和經(jīng)驗介紹。

據(jù)李達回憶，在百團大戰(zhàn)期間，“劉師長對所有作戰(zhàn)方面的上報資料都看得非常仔細，甚至連一個工兵組善于爆破技術的總結，他都認真讀過，并簽上他的名字。記得他曾經(jīng)拿幾份材料要我看，還說：‘你看看，敵人在主要鐵路上也是兵力不敷。落摩寺戰(zhàn)斗中就發(fā)現(xiàn)了敵人搞的稻草人，有的車站上發(fā)現(xiàn)了假炮，飛機上投下的降落傘也有假的�？磥恚瑪橙说拿�堂還不少哩。這是由于日軍戰(zhàn)線過長，兵力不足，無法兼顧，形成到處挨打的架勢，就好比一頭野牛在溝里吃草，向左伸嘴左邊挨一棒，向右伸嘴，右邊挨一棒。結果在左右受敵之下，只有吃虧。’”對于上報下發(fā)的作戰(zhàn)總結和戰(zhàn)術指導，劉伯承總是逐字逐句修改，然后很快上報下發(fā)。

鄧小平的“舉重若輕”則表現(xiàn)在他善于駕馭和處理那些錯綜復雜的事情，善于在處理復雜事物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綱帶目，總攬全局。許多與鄧小平共過事的同志對于小平的這一特點記憶猶新。杜潤生在回憶中說：“小平同志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氣度和風格。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時間算是比較長。從太行山到南下進軍大別山。在中原局，小平同志是書記，我是秘書長�！薄靶∑酵�志的氣度和風格是什么呢？那就是顧全大局，實事求是。在復雜環(huán)境里，在許多工作任務中，抓住主要環(huán)節(jié)，勇往直前。他是用大手筆寫歷史的人，寫重要歷史篇章的人。這種人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他們能超越自我，順應歷史呼喚。平素和他接觸，感覺他和常人無異處，也說笑話，也打撲克，搓麻將，喜愛孩子，吃愛吃的菜�？墒窃跉v史的緊要關頭，哪怕是泰山壓頂，大難臨頭，總是知難而進，頂風搏浪，毫無畏懼，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多年的宋任窮回憶說：“小平同志經(jīng)驗豐富，觀察問題敏銳、深刻，思考縝密周到，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對紛繁復雜的問題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果斷的決定。但講話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從不長篇大論。他提倡講短話，寫短文，開短會，主張‘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參加他主持的會議，既解決問題，又不占很多時間。1961年小平同志到東北視察，在調(diào)查研究后發(fā)表了重要意見。他強調(diào)要正確處理好工農(nóng)關系、城鄉(xiāng)關系和農(nóng)輕重(農(nóng)業(yè)、輕工業(yè)、重工業(yè))的關系，對這幾個方面要適當兼顧，不能只顧一頭。提出東北要解決兩個糧食自給：一是人吃的糧食要自給，二是工業(yè)的糧食——煤炭也要自給。他還提出一定要解決好領導核心問題，企業(yè)、車間、小組都要有核心，要大膽選拔年輕干部，核心要有老的，也要有新的。他說：‘選骨干，不能光看能說會道，張牙舞爪的，要踏踏實實、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工作的人。’小平同志還大力提倡植樹造林，說‘一棵樹至少能蒸發(fā)兩噸水，一棵大樹能蒸發(fā)八噸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庫�！�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當時東北工作的關鍵問題，有很強的針對性，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果敢的性格，他依靠群眾，尊重實際，又善于調(diào)動和發(fā)揮領導班子的集體力量，因此許多復雜而艱巨的任務，在他的運籌指揮下，都能得到順利解決�！�

抗日戰(zhàn)爭中的鄧小平所擔負的工作，真正是錯綜復雜，頭緒繁多。他除了一直擔任第一二九師的政治委員以外，1942年9月，開始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1943年10月，中央決定中共北方局與太行分局合并，八路軍總部與一二九師合并，鄧小平又擔任北方局代理書記。不久，彭德懷、劉伯承等一大批晉冀魯豫根據(jù)地的主要干部都奉命離開太行去延安，參加學習并準備出席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里，鄧小平要統(tǒng)管晉冀魯豫抗日根據(jù)地的政權建設、地方武裝建設、土地改革和軍隊的政治、生產(chǎn)、后勤、文化、訓練，以及對敵斗爭中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敵軍工作、除奸反特等等。在這樣眾多的繁重任務中，鄧小平總能得心應手，從容解決，這就與他“舉重若輕”的工作作風緊密相關了。沒有這樣的氣度與風格，是很難勝任這樣繁重的工作的。

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創(chuàng)造出了戰(zhàn)場上一個又一個奇跡

在長期親密無間的合作中，劉伯承、鄧小平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1942年12月4日是劉伯承50大壽。鄧小平發(fā)表了《祝福我們共同努力的事業(yè)勝利——慶祝伯承同志五十壽辰》的文章。文章說：“我同伯承同志認識，是在1931年，那時我們都在中央蘇區(qū)。后來都參加了長征。而我們共事，是在抗戰(zhàn)以后。五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系是非常協(xié)調(diào)的。我們偶然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zhí)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地做去。我們每每聽到某些同志對上下、對同級發(fā)生意氣之爭，遇事總以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別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害黨誤事。假如這些同志一切從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的榮譽地位出發(fā)，那又怎么會犯這樣的錯誤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斷地以這樣的精神去說服與教育同志的�！�

劉伯承與鄧小平心心相印，親密無間的合作，創(chuàng)造了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一個又一個奇跡與勝利。經(jīng)過13年的戎馬生涯之后，到1950年，這對經(jīng)歷戰(zhàn)爭考驗的革命戰(zhàn)友要分手了。劉伯承奉命到南京籌辦軍事學院，鄧小平則繼續(xù)留在西南搞建設。臨別時，劉伯承把自己年輕時的一張照片贈給鄧小平留念，并在照片的背后親筆寫下了一段文字：“1916年袁世凱稱帝，發(fā)生反袁戰(zhàn)爭。我在討袁戰(zhàn)爭中于是年陰歷2月27日在四川豐都城腦頂受傷，右眼殘廢。此為前一年所照之相，歷今36個年頭始獲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這是一張劉伯承十分珍愛的照片。照片上的劉伯承英姿勃發(fā)，雙眼炯炯有神，是他右目殘廢前的最后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本身又經(jīng)歷了一場傳奇，戰(zhàn)亂之中，劉伯承把這張照片丟失了，1950年才在重慶的一位友人家中重新得到。劉伯承把這樣一張珍貴的照片送給了與自己形影不分13年的親密戰(zhàn)友鄧小平，其中的深情是不難體會的。對此，鄧小平心領神會，把這張照片深深珍藏在心里，直到劉伯承去世以后，鄧小平還在悼詞中提到這張照片。他說：“伯承久病，終于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伯承早年從軍，戎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護法戰(zhàn)爭中，他就是‘手執(zhí)青鋒衛(wèi)共和’的一員猛將。我至今保存著他贈給的1915年所攝的照片，那時，他22歲，風華正茂，雄姿英發(fā)�！蔽覀儭扒昂蠊彩率�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xié)調(diào)。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里，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正是這樣的一對親密戰(zhàn)友，一個舉重若輕，一個舉輕若重。他們在戰(zhàn)場上配合默契，得心應手，在工作中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帶出了一支英勇善戰(zhàn)的人民軍隊，打出了一片晴朗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