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的出身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預(yù)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quán)。這一階級出身規(guī)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也正是這樣表明著的。

杜甫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壯游時期。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jīng)濟狀況也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詩人從小就“好學(xué)”，七歲時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的刻苦學(xué)習(xí)，為他的創(chuàng)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從二十歲起，他結(jié)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先南游吳越，后北游齊趙。游齊趙時，曾先后和蘇源明、高適、李白等人有時呼鷹逐獸，打獵取樂，有時登高懷古，飲酒賦詩，并和李白結(jié)下了“兄弟”般的友誼。在這長期的壯游中，詩人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锻�岳》詩可為代表�！皶�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yè)(包括創(chuàng)作在內(nèi))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xiàn)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chuàng)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xiàn)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quán)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xiàn)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jīng)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jié)�！痹陴嚭�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jīng)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xiàn)實主義杰作。十年困守的結(jié)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zāi)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陜北，他曾經(jīng)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jīng)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fù)事業(yè)，他只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吧�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后，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zhàn)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zhì)的，當時進行的戰(zhàn)爭乃是有關(guān)國家存亡的自衛(wèi)戰(zhàn)爭。因此杜甫對待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zhàn)。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xiàn)實主義的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逼呶寰拍昶咴�，杜甫棄官由華州經(jīng)秦州、同谷，歷盡千辛萬苦，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zhèn)蜀，表薦杜甫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jīng)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痹谶@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少F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guān)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chuàng)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睹┪轂榍镲L(fēng)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yōu)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zhì)，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nèi)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甓�，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后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guān)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yè)“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guān)系和他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從切身生活體驗出發(fā)，對儒家的消極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倍鸥�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盡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卻說“拔劍撥年衰”。盡管“萬國盡窮途”，“處處是窮途”，然而他卻是“不擬哭窮途”，“艱危氣益增”。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律詩都可作“奏疏”看，其實何止五律？我們知道，儒家也談“節(jié)用愛人”，“民為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不同，他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愿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性。他主張與鄰族和平相處，不事殺伐，所以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茍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視民族間的和好關(guān)系：“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yīng)難棄!”(《近聞》)對玄宗的大事殺伐以致破壞這種關(guān)系則加以非難：“朝廷忽用歌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賊盜蕃寇總退口號》)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jié)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彼麑�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彼麑ε狎耙舱f，“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jù)要路思捐軀�！闭�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由于時代、階級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說“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關(guān)系看作天經(jīng)地義。須要指出的是，杜甫雖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fā)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對皇帝存在著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征賦”來“各使蒼生有環(huán)堵”；另一方面，他也寫了“唐堯真有圣，野老復(fù)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zhuǎn)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對權(quán)貴達官們禍國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