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周恩來還是毛澤東，都善于利用禮賓安排來表明他們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當周恩來打算委婉拒絕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提出的中國難以承受的援助要求時，他建議代表團去看看中國農(nóng)民是怎樣生活的。被選定的參觀地點是大寨。他特別叮囑，不要讓當?shù)亟哟�部門不切實際地用山珍海味款待客人。

“91人大字報”

1968年新年剛過，外交部一些剛剛恢復工作的司長和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大使們開始頻繁地相互走動起來。這在后來被叫做“串聯(lián)”。在他們的感覺里，那場噩夢般的“革命”似乎快要進入尾聲了。他們在醞釀著一個大膽的計劃：以寫大字報的方式公開揭露隱藏在“打倒陳毅”這一口號背后的政治陰謀。這個圈子有一個四人組成的核心：余湛、陳楚、韓敘和趙政一。大字報的標題最初定為“打倒陳毅是個反動口號”，因擔心會傷害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群眾，最后的標題是從《毛主席語錄》中挑選出來的：“揭露敵人，戰(zhàn)而勝之”。大字報還有一個副標題：“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實際上這才是他們的本意。大字報貼出來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黨委和由各派群眾組織聯(lián)合成立的一個叫做“大聯(lián)籌”的臨時性機構審閱過。聽到消息的司長和大使們則爭先恐后地在大字報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簽名者在一兩天之內(nèi)就達到了91個。

韓敘夫人葛綺云用漂亮的書法抄寫了那份長達八千多字的大字報，當它在2月13日早上被貼出來時占據(jù)了整整一面墻的位置，并成了外交部的頭號新聞。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圍繞著“打倒陳毅”和反對“打倒陳毅”而展開的一場斗爭，絕不僅僅關系到陳毅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權和執(zhí)行什么路線的問題。大字報還揭露了“一小撮階級敵人”為打倒陳毅而采取的種種卑劣手段，斷言：所有這一切不過是他們“推翻毛主席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政治陰謀的一部分。這份大字報的影響很快擴散到全國各地，而猜測大字報所說的“政治陰謀”的主使人究竟是誰，更是成了人們在私下談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

最先對此事表示擔憂的是這91人竭力保護的陳毅。大字報貼出后，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曾以十分興奮的口吻向陳毅復述過大字報的主要內(nèi)容。盡管陳毅對有人出來講公道話表示贊賞，但他更擔心這樣做會“幫倒忙”�！�91人大字報”張貼的時間以及它所談論的問題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一年前的“二月逆流”。事實上這張大字報后來果然被“中央文革”定性為“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周恩來幾乎是最后一個知道大字報事件的人，他為此曾責怪過余湛，因為大字報的起草者們完全可以在事前將大字報的底稿交給他。當然如這樣做，很可能就沒有“91人大字報”了。周恩來立即讓秘書錢嘉棟向外交部有關方面轉達了自己的意見，他不僅要求寫大字報的91人承認錯誤，馬上收回大字報，而且要求外交部黨委和“大聯(lián)籌”迅速采取補救措施，對大字報的“原則性錯誤”進行批評。周恩來特別強調(diào)說：“現(xiàn)在又是二月，去年二月的情況不應再出現(xiàn)�！彼�在第二天再次讓錢嘉棟給外交部打電話說：“91位同志、部黨委和‘大聯(lián)籌’都要表態(tài)，不表態(tài)，不批判，極‘左’又要出來。部常委不表態(tài)，就站不住腳。如果部常委不表態(tài)，我就來表態(tài)�！�

除去部黨委和“大聯(lián)籌”外，和91人一同做檢查的還有陳毅。所有在大字報上簽名的人都知道，他們接下去要面臨的是有關此事的各種各樣的盤問。為了避免將更多的人牽扯進去，韓敘建議大家不要將部黨委在事前看過大字報底稿一事透露出來。但造反派已經(jīng)從喬冠華的妻子龔澎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因為她認為整個事情沒有什么好隱瞞的，她甚至十分坦然地在一次大會上說：“我是沒有簽名的簽名者�！敝芏鱽砹私獾巾n敘試圖“蒙混過關”后，先后幾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但他同時又強調(diào)“91人絕大多數(shù)是認識上的錯誤�！�

“91人大字報”的風波終于平息了，大多數(shù)簽名者都像韓敘一樣很快就得到了周恩來的重用。人們在事后漸漸醒悟到：這種及時的批判，恰恰是周恩來對他們的一種特殊的保護。

走出外交“冰點”

1969年初，韓敘重新出來主持禮賓司工作。當時整個禮賓司包括韓敘在內(nèi)只剩下了九名工作人員，而在三年前，它擁有的工作人員是這個時期的五倍。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首先要求人們把中國駐外使館變成“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色學�！�，一些駐外使館的工作人員在駐在國濫發(fā)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而使館外面的新聞櫥窗里也貼滿了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圖片和文章。有些駐外使館在國慶招待會的講話中竟然不顧駐在國的反對，點名指責另一個國家。同樣性質(zhì)的事情在國內(nèi)也頻頻發(fā)生，當一些國家的駐華外交官外出時，他們被勒令佩戴毛澤東像章和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當諸如此類的做法遭到抵制后，一些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便被認為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敵人”。

值得慶幸的是，極“左”分子們的許多荒唐鬧劇在1969年5月份以后不得不收場了。迫使他們偃旗息鼓的原因是毛澤東在5月1日會見應邀參加游行觀禮的外國駐華使節(jié)時，發(fā)出了中國愿意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fā)展關系的重要信息。各國駐華使團的外交官很快恢復了同禮賓司的正常往來，不僅如此，他們還委托禮賓司為他們配備翻譯和工勤人員，甚至是幫助他們代購車船票、沖洗照片及預訂戲票。

中國在外交上采取的積極姿態(tài)很快使自己走出了對外關系的“冰點”時期，在1970年前后甚至迎來了又一個建交高潮：在從1970年10月到1971年12月的15個月里，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多達20個。由于外交部部一級的領導已經(jīng)基本上“靠邊站”了，周恩來開始直接依靠司一級的負責人來維持工作的正常運轉，韓敘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周恩來處理大量與禮賓有關的外交事務的左右手之一。每年300次以上的會見全部要由禮賓司負責安排。如果某個國家的外賓提出一定要見毛澤東的話，那么整個活動隨時都有可能被打亂，因為毛澤東的決定總是在最后一分鐘才通知禮賓司。禮賓司在這種時候難免會顯得手忙腳亂，因為有時當他們得知毛澤東將在一個小時之后會見某個外賓時，他們已經(jīng)將這個外賓送上了飛往外地的飛機。不過禮賓司很快就學會了如何應付這種突發(fā)情況，總能將一切都重新安排妥當。不論是周恩來還是毛澤東，他們都非常善于利用某些禮賓安排來表明他們對當時某個重大問題的看法。比如有一次，當周恩來打算委婉地拒絕一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提出的中國難以承受的援助要求時，他建議代表團到農(nóng)村去看看中國的農(nóng)民是怎樣生活的。被選定的參觀地點是山西省昔陽縣的大寨。周恩來讓韓敘提前趕到大寨去安排一切，他特別叮囑說，不要讓當?shù)氐慕哟�部門不切實際地用山珍海味來款待客人，而要讓他們嘗嘗中國農(nóng)民日常食用的粗糧。當外賓們面對著一桌儉樸的飯菜時，周恩來適時地說出了他的看法。對方當即表示愿意收回最初的要求。

接待尼克松和田中

1971年6月中旬，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負責的小組悄無聲息地搬進了“文革”開始后已經(jīng)很少使用的釣魚臺國賓館。基辛格一行抵達北京南苑機場的時間是7月9日中午，當天下午四時左右，基辛格就和周恩來開始了第一次會談。

大約很少有人料到中美之間的技術性談判會那樣棘手，雙方的爭論焦點是美國總統(tǒng)究竟應該使用由誰提供的交通工具。美方代表提出，尼克松從始至終都必須使用自己的專機和防彈車。但是，允許一架外國飛機在尚未開放領空的中國境內(nèi)飛行顯然是有損國家主權的，美方的提議即遭到中方拒絕。在接下去的談判中，韓敘代表中方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堅持了由中方提供交通工具的基本立場，同時也充分考慮到美國提出的尼克松必須和美國國內(nèi)隨時保持聯(lián)系的要求。方案允許美國總統(tǒng)的專機作為副機跟隨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機之后，美方對于這樣的安排顯然無話可說，但是他們對中方用來作為主機的伊爾-18型飛機的性能表示了懷疑。中方保證為這次飛行挑選出來的機長是最優(yōu)秀的，況且中國總理也將乘坐同一架飛機。在這樣的安排和理由面前，美方代表只好放棄了原來的打算。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一行飛抵北京。就在尼克松到達釣魚臺國賓館后不久，得知毛澤東主席將在下午三點鐘會見他，這不免使他大松了一口氣，因為在此之前沒有肯定的消息證實這次會見的確存在。事實上，并不是中方有意將事情搞得撲朔迷離，而是毛澤東在尼克松動身的前幾天突然休克，他的心臟甚至還一度停止了跳動，在經(jīng)過幾天的緊急搶救后，病情才穩(wěn)定下來。跟隨美國總統(tǒng)來訪的近五百人被分別安排在釣魚臺國賓館和民族飯店下榻。

不過嚴格按照計劃行事并不意味著某種刻板，相反中國人的善于變通同樣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方?jīng)Q定將遠在十幾公里以外的專供外賓購物的友誼商店里的商品臨時搬到了釣魚臺國賓館出售。美國客人除了購買商品外，帶走的還有中方不動聲色地送給他們的中國糖果。那些糖果是他們每天從放在賓館客房里的糖果盤中拿走的�？头糠�務員最初曾對他們的客人在一天之內(nèi)就能吃掉滿滿一大盤糖果驚訝不已，但當同樣的情況接二連三地發(fā)生在每一位客人身上時，他們終于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奧秘。這件事被報告到周恩來那里，周恩來建議繼續(xù)在他們的房間里擺放足夠的糖果，而他的客人們果然如數(shù)照收。這種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戲使雙方都感到很有趣。

如果說中美交往是以富有傳奇色彩的方式使世界震驚的話，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則是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令人嘆為觀止。人們很難想象田中角榮在他執(zhí)政兩個多月后就出現(xiàn)在了北京。

1972年9月25日，當田中乘坐的專機降落在北京國際機場時，出現(xiàn)的是比半年前尼克松訪華時熱烈得多的場面。中日兩國首腦在9月29日簽署了《中日聯(lián)合聲明》，當晚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齋里會見了田中一行。他們沒有嚴肅地談論政治問題，而是輕松地談論了個人經(jīng)歷和中國的“孝道”。順利完成訪華使命的田中在周恩來的鼓勵下喝了不少茅臺酒，以至于當他登上飛往上海的專機后竟然在周恩來身邊睡著了。有趣的是，周恩來和田中喝茅臺酒的故事居然使日本市場上的茅臺酒價格一下子上漲了三四倍。

（摘自《韓敘傳》，阮虹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