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鄧穎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相識的。那時，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是《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主編，為了加強斗爭的力量，周恩來、馬駿、郭隆真、鄧穎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覺悟》。在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中，周恩來與鄧穎超都是沖鋒在前的勇士，在覺悟社內，他們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戰(zhàn)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別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愛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時周恩來與鄧穎超這兩顆充滿激情的心，卻絲毫沒有去顧及個人感情，他們一心一意忙著救國，忙著斗爭。又因為那時社會上封建思想很嚴重，對于男女之間的社交，“道學家”們攻擊更甚，而“覺悟社”的社員們懂得，他們的行動，是對流言與誣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為了斗爭，他們都更加嚴格地克制著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等197名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乘坐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前往巴黎去進一步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他們雖然相隔云山萬重，但從來未間斷彼此的磷系。憑著鴻雁傳書，他們交換著情況，交流著思想。此外，國內社友們還常會收到寄自法國的畫片或賀年片，其中許多是周恩來寄來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國之便，給已轉到天津教書的鄧穎超帶去了一張附有題詩的賀年片。正是在這種純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們的感情逐漸成長了，終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來從巴黎動身回國。當時，鄧穎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他們雖然在書信往來中間已經定情，但周恩來歸國后近一年，卻不曾有機會同鄧穎超見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參加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受周恩來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車，到鄧穎超任教的學校去看望她，并帶給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這一次看望，對于他們的結合，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鄧穎超稱之為她與周恩來之間的“紅娘”。

1925年8月，周恩來與鄧穎超要在廣州結婚。鄧穎超乘火車到達廣州那天，周恩來因公務纏身，實在不能去接，就將接新娘的“任務”交給了秘書陳賡。周恩來進了一張相片給陳賡，陳一看相片，樂了：“我的周大主任，您這是從哪個博物館里掏出來的？”周恩來說：“這還是我去法國留學以前她送我的。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陳賡說著走了。

陳賡來到火車站，瞪圓了眼珠子。注視著從車站走出來的每一個女郎，可是，下車的旅客都走空了，還是沒見到他的“準師娘”。

此時，周恩來住處已是賓客滿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著看新娘于。陳賡日來一見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丟了，大家不會放過他，于是來了個以攻為守。

他一進門就嚷道：“沒接來，讓我把新娘接丟了！不過，這不能怪我，你們大家都看看！’他舉著那張舊相片，轉著圈兒讓大家瞧，“讓我拿著幾年前的相片去接人——應該怪周主任自己……”。陳賡正在“嫁禍于人”，門口忽然走進一位笑瞇瞇的姑娘，陳賡和她打了個照面，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來，鄧穎超在火車站沒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來，只好照著通訊地址，徑直找到他的住處，周恩來迎上去，拉著鄧穎超來到陳賡面前笑著說：“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陳賡，今天我有了急事，請他去接你，誰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丟了，還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圍上去：“罰他！周主任，狠狠地罰他！”眾人七手八腳地將陳賡按倒在地給鄧穎超磕頭。鬧過之后陳賡負疚地說：“我認罰，就罰我給周主任操辦婚禮吧。”

就這樣，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門去的鄧穎超成了周恩來的新娘，他們結成了一對同心同德，患難與共，并肩戰(zhàn)斗的革命伴侶。

不論是戰(zhàn)爭環(huán)境，還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經常使周恩來與鄧穎超分離，但他們卻無論何時，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懷，相互思念。

“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在撤退途中，周恩來患病發(fā)高燒到40°c。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勞累過度，神志昏迷．由聶榮臻等護送到香港治療，當他第一次從昏迷中醒來時，便向在身邊作護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問道：“不知道鄧穎超有沒有消息？”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彼�又問：“你怎么知道的？”這位同志告訴他消息確實，他聽后十分高興。

1947年3月，國民黨把向解放區(qū)的全面進攻改為向陜北、山東兩翼的重點進攻，中共中央主動撤出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強時等國在陜北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轉戰(zhàn)陜北戰(zhàn)場的周恩來，在戎馬俊炮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給鄧穎超寫了倩。這封信輾轉托人送到鄧穎超手中時，她正在晉察冀邊區(qū)搞土地改革，和秘書楚平住在一個老鄉(xiāng)家里。楚平開玩笑說：“大姐的情書來啦！”鄧穎超愉快地間信后，詼諧地說：“什么情書，是形勢報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遞給楚平，楚平指著“今日中秋，對月懷人”等處說；“這不是情書嗎？落款處還特地寫明了是舊歷中秋寫的哩！”

1954年，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瑞士舉行的日內瓦會議。這時國內家中的庭院里，嬌艷的海棠花正值盛開。海棠，是周恩來最喜歡的花。鄧穎超趕緊壓了一枝，連同原來醫(yī)好的一片紅葉，一同裝在信封里寄去。信里還寫道：“紅葉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摯的思念之情。周恩來托人帶回了壓制好的日內瓦出名的芍藥花與玫瑰花，作為回很親人的禮物。這兩地的花和葉后來裝在一個鏡框里保存著，成為一件特殊的工藝品，更是他們情深似海的見證。

1960年，鄧穎超在協和醫(yī)院做手術，正值暑天，周恩來的外事活動已安排的滿滿的，無法抽身。他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手術那天不斷同醫(yī)院取得聯系，以便隨時知道手術后的情況。有一天，他還利用去機場接外賓之便，順便到醫(yī)院去看望。鄧穎超見他日程排得那樣緊，“還抽身來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勸他適當注意休息，不要以她為念。

周恩來工作的特點是不分時間，不分地點，都隨時批閱文件。有時沒有桌子，他就順手拿本書墊，但書寫起來不太方便。后來他發(fā)現用一塊小三合板來襯墊就方便多了，從此以后臥室和沒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塊小三合板，以備隨時可用。周恩來盤膝坐在床上墊著三合板，批改文件，實在辛苦。特別是在他高齡，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勞累，為了改善他的工作條件，鄧穎超親自設計了一個一邊高、一邊低，適合周恩來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減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還加了邊框。這張作為他們恩愛見證的小床桌，曾出現在周恩來生平事跡展覽會上。

1963年1月，周恩來曾去拜訪老作家，盆景藝術家周瘦鵑，周恩來一邊與瘦老交談，一邊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兒全全，逗著她玩，給她糖果吃。周瘦鵑見此情景，老淚盈眶地對周恩來說：“總理，您為中國革命奮斗了幾十年，聽說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孩子，我這個全全就送給您吧�！敝芏鱽砺牶�，朗聲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國萬萬千千個兒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這樣，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嗎？”

1972年，周恩來得了癌癥，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進醫(yī)院。在這一年半中，鄧穎超不論陰晴風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來，有時還參加醫(yī)療組織會議，討論治療方案，在需要作手術時，鄧穎超總是守候在手術室外邊，直到深夜、凌晨……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了。同半個多世紀同生共死的親人訣別，鄧穎超的心都碎了，她用周恩來生前對她的愛稱，獻上了用鮮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寫著“戰(zhàn)友——小超哀獻”。

早在50年代初，周恩來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少，曾倡導過殯葬改革，改土葬為火葬。后來，他便與鄧穎超相約，死后連骨灰也不保留。那時他說，這一點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鄧穎超回答說，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周恩來訣別人世后，鄧穎超申述了他的遺愿：“把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

1950年8月8日恩來與穎超結婚二十五周年紀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