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托爾斯泰晚年的出走，后人眾說紛紜。然而，事實上，托爾斯泰出走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四十八年前新婚燕爾時令他不安的那個原因：日記。

一

一八六二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托爾斯泰幾乎通宵失眠，心里只想著一件事：明天他就要向索菲亞求婚了。他非常愛這個比他小十六歲、年方十八的姑娘，覺得即將來臨的幸福簡直難以置信，因此興奮得睡不著覺了。

求婚很順利�？墒�，就在求婚被接受的當天，他想到的是：“我不能為自己一個人寫日記了。我覺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會有屬于一個人的秘密，而是屬于兩個人的，她將看我寫的一切。”

當他在日記里寫下這段話時，他顯然不是為有人將分享他的秘密而感到甜蜜，而是為他不再能獨享僅僅屬于他一個人的秘密而感到深深的不安。這種不安在九月后完全得到了證實，清晰成了一種強烈的痛苦和悔恨：“我自己喜歡并且了解的我，那個有時整個地顯身、叫我高興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從我娶了我所愛的女人以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這個簿子里寫的幾乎全是謊言——虛偽。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寫東西，就減少了、破壞了我的真實性。”

托爾斯泰并非不愿對他所愛的人講真話。但是，面對他人的真實是一回事，而對自己的真實是另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作為一個珍惜內(nèi)心生活的人，他從小就養(yǎng)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如果我們不把記事本、備忘錄之類和日記混為一談的話，就應該承認，日記是最純粹的私人寫作，是個人精神生活的隱秘領域。在日記中，一個人只面對自己的靈魂，只和自己的上帝說話。這的確是一個神圣的約會，是決不容許有他人在場的。如果寫日記時知道所寫的內(nèi)容將被另一個人看到，那么，這個讀者的無形在場便不可避免地會改變寫作者的心態(tài)，使他有意無意地用這個讀者的眼光來審視自己寫下的東西。結果，日記不再成其為日記，與上帝的密談蛻變?yōu)橄蛩�人的傾訴和表白，社會關系無恥地占領了個人的最后一個精神密室。當一個人在任何時間內(nèi)，包括在寫日記時，面對的始終是他人，不復能夠面對自己的靈魂時，不管他在家庭、社會和一切人際關系中是一個多么誠實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實，即面對自己的真實。

因此，無法只為自己寫日記，這一境況成了托爾斯泰婚后生活中的一個持久的病痛。三十四年后，他還在日記中無比沉痛地寫道：“我過去不為別人寫日記時有過的那種宗教感情，現(xiàn)在都沒有了。一想到有人看過我的日記而且今后還會有人看，那種感情就被破壞了，而那種感情是寶貴的，在生活中幫助過我�！边@里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種僅僅屬于每個人自己的精神生活，因為正像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給索菲亞的一封信上所說的：“每個人的精神生活是這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秘密，別人不該對它有任何要求�！痹谑篱g一切秘密中，唯此種秘密最為神圣，別種秘密的被揭露往往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種秘密的受侵犯卻會扼殺靈魂的真實。

可是，托爾斯泰仍然堅持寫日記，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而且在我看來，他在日記中仍然是非常真實的，比我所讀到過的任何作家日記都真實。他把他不能真實地寫日記的苦惱毫不隱諱地訴諸筆端，也正證明了他的真實，真實是他的靈魂的本色，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棄，他自己也不能。

二

對于我們今天的作家來說，托爾斯泰式的苦惱就更是一種陌生的東西了。一個活著時已被舉世公認的文學泰斗和思想巨人，卻把自己私人日記看得如此重要，這個現(xiàn)象似乎只能解釋為一種個人癖好，并無重要性。據(jù)我推測，今天以寫作為生的大多數(shù)人是不寫日記的，至少是不寫靈魂密談意義上的私人日記的。想要或預約要發(fā)表的東西尚且寫不完，哪里還有工夫寫不發(fā)表的東西呢？

曾經(jīng)有一個時代，那時的作家、學者中出現(xiàn)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經(jīng)歷了某種獨特的精神歷程，因而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在他們的一生中，對世界、人生、社會的觀點也許會發(fā)生重大的變化，不論這些變化的促因是什么，都同時是他們靈魂深處的變化。我們盡可以對這些變化評頭論足，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由這些變化組成的他們的精神歷程在我們眼前無不呈現(xiàn)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景觀，閃耀著個性的光華。

三

我把一個作家不為發(fā)表而從事的寫作稱為私人寫作，它包括日記、筆記、書信等等。這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哪怕在寫時知道甚至期待別人——例如愛侶或密友——讀到的日記也包括在內(nèi)，因為它們起碼可以算是情書和書信。當然，我所說的私人寫作肯定不包括預謀要發(fā)表的日記、公開的情書、登在報刊上的致友人書之類，因為這些東西不符合我的定義。要言之，在進行私人寫作時，寫作者所面對的是自己或者某一個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而不是抽象的讀者和公眾。因而，他此刻所具有的是一個生活、感受和思考著的普通人的心態(tài)，而不是一個專業(yè)作家的職業(yè)心態(tài)。

毫無疑問，最純粹、在我看來也最重要的私人寫作是日記。我甚至相信，一切真正的寫作都是從寫日記開始的，每一個好作家都有一個相當長久的純粹私人寫作的前史，這個前史決定了他后來之成為作家不是僅僅為了謀生，也不是為了出名，而是因為寫作乃是他的心靈的需要，至少是他的改不掉的積習。他向自己說了太久的話，因而很樂意有時候向別人說一說。私人寫作的反面是公共寫作，即為發(fā)表而從事的寫作，這是就發(fā)表終究是一種公共行為而言的。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為發(fā)表的寫作當然是不可避免也無可非議的，而且這是他錘煉文體功夫的主要領域，傳達的必要促使他尋找貼切的表達，盡量把話說得準確生動。但是，他首先必須有話要說，這是非他說不出來的獨一無二的話，是發(fā)自他心靈深處的話，如此他才會懷著珍愛之心為它尋找最好的表達，生怕它受到歪曲和損害。這樣的話在向讀者說出來之前，他必定已經(jīng)悄悄對自己說過無數(shù)遍了。一個忙于向公眾演講而無暇對自己說話的作家，說出的話也許漂亮動聽，但幾乎不可能是真切感人了。

托爾斯泰認為，寫作的職業(yè)化是文學墮落的主要原因。此話憤激中帶有灼見。寫作成為謀生手段，發(fā)表就變成了寫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寫作遂變?yōu)橹谱�，于是文字垃圾泛濫。不被寫作的職業(yè)化敗壞是一件難事，然而仍是可能的，其防御措施之一便是適當限制職業(yè)性寫作所占據(jù)的比重，為自己保留一個純粹私人寫作的領域。私人寫作為作家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空間，使他暫時擺脫職業(yè)，回到自我，得以與自己的靈魂會晤。他從私人寫作中得到的收獲必定會給他的職業(yè)性寫作也帶來好的影響，精神的潔癖將使他不屑于制作文字垃圾。我確實相信，一個堅持為自己寫日記的作家是不會高興去寫僅僅被市場所需要的東西的。

四

一九一○年的一個深秋的夜，離那個為求婚而幸福得睡不著覺的秋夜快半個世紀了，對于托爾斯泰來說，這是又一個不眠之夜。這天深夜，這位八十二歲的老翁悄悄起床，離家出走，十天后病死在一個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車站上。

關于托爾斯泰晚年的出走，后人眾說紛紜。最常見的說法是，他試圖以此表明他與貴族生活——以及不肯放棄這種生活的托爾斯泰夫人——的決裂，走向已經(jīng)為時過晚的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因此，他是為平等的理想而獻身的。然而，事實上，托爾斯泰出走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四十八年前新婚燕爾時令他不安的那個原因：日記。

如果說不能為自己寫日記是托爾斯泰的一塊心病，那么，不能看丈夫的日記就是索菲亞的一塊心病，夫婦之間圍繞日記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到托爾斯泰晚年，這場戰(zhàn)爭達到了高潮。為了有一份只為自己寫的日記，托爾斯泰真是費盡了心思，傷透了腦筋。有一段時間，這個舉世聞名的大文豪竟然不得不把日記藏在靴筒里，連他自己也覺得滑稽。可是，最后還是被索菲亞翻出來了。索菲亞又要求看他其余的日記，他堅持不允，把他最后十年的日記都存進了一家銀行。索菲亞為此不斷地哭鬧，她想不通做妻子的為什么不能看丈夫的日記，對此只能有一個解釋：那里面一定寫了她的壞話。在她又一次哭鬧時，托爾斯泰喊了出來：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來，財產(chǎn)，作品……只把日記留給了自己。如果你還要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

說得多么明白。這話可是索菲亞記在她自己的日記里的，她不可能捏造對她不利的話。那個夜晚她又偷偷翻尋托爾斯泰的文件，終于促使托爾斯泰把出走的決心付諸行動。把圍繞日記的紛爭解釋為爭奪遺產(chǎn)繼承權的斗爭，未免太勢利眼了。對于托爾斯泰來說，他死后日記落在誰手里是一件相對次要的事情，他不屈不撓爭取的是為自己寫日記的權利。這位公共寫作領域的巨人同時也是一位為私人寫作的權利獻身的烈士。

（摘自北師大出版社《九十年代文學潮流大系——學者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