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人廣義上可以分為兩種：本地女性和融入上海的外地女性。相對來說，從外地進入上海的女性，大氣，眼界開闊，自身素質(zhì)極高。尤其是如今的國際女性人才大量流入上海，上海的本地女性如果不及時提升自身，就會被淘汰，失去價值。真正的上海女人會不斷推動社會的發(fā)展、城市的進步，在各個領域發(fā)揮她們舉足輕重的作用。

而在中國的早期，關于上海女人的情況和現(xiàn)在應該差不多，我們的許廣平先生應該就是屬于第二種。她是把自己和上海結合得比較好的一位。

她揚棄了上海女人“花瓶式”的招牌形象，也沒有那些留過學、干勁十足、一臉嚴肅的“女強人”行為，更沒有我們現(xiàn)在這個年代流行的“廣告女性”的特征；而有任其自由呼吸的事業(yè)空間，有女性溫柔、嬌媚、精干的特質(zhì)，有上海女性特有的對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機緣巧合

許廣平, 筆名景宋, 廣東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廣州一個敗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 許廣平進入天津的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本科, 1919年，許廣平投身“五·四”愛國運動，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會刊《醒世周刊》編輯, 曾發(fā)表許多關于婦女問題的意見。

1923年，許廣平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在魯迅的教育和啟發(fā)下, 她的思想不斷提高。她以學生會總干事的身份, 成為女師大學生運動的骨干, 曾與劉和珍等攜手并肩戰(zhàn)斗, 并寫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統(tǒng)治的戰(zhàn)斗檄文。這時, 許廣平還熱忱支持魯迅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工作, 經(jīng)常幫助魯迅校對和抄寫稿件, 并積極為魯迅創(chuàng)辦的《莽原》周刊撰稿。

1925年10月12日,許廣平以“平林”為筆名, 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乙刊上, 發(fā)表了《同行者》一文, 歌頌魯迅“以熱烈的愛、偉大的工作給人類以光和力”，使“將來的世界璀璨而輝煌”, 并表示她將不畏懼“人世間的冷漠、壓迫”，不畏懼舊社會衛(wèi)道者的猛烈襲擊, 與魯迅攜手同行, “一心一意地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1926年8月, 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許廣平同車南下, 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訓育主任。1927年1月,魯迅也到了廣州, 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 許廣平任他的助教。4月15日, 廣州的反動派進行了反革命大屠殺。腥風血雨籠罩了廣州城。魯迅憤而辭去了中山大學的職務，跟他形影不離的許廣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上海新生

1927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正式開始同居生活，在舊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閉20年之后，他終于逃出來了。對于魯迅和許廣平來說，這是他們生命中最有光彩的舉動。魯迅于1934年12月在送給許廣平的《芥子園畫譜》上所題的“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們愛情生活的寫照。

1927年10月3日, 魯迅攜許廣平抵達上海。其實，對于上海，魯迅從來都不喜歡，來到這里，只是在無奈中的選擇。也許他自己都不會想到，正是這個自己一直排斥的城市，容納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間。在這里，他獲得了一個相對于其他地方的兵荒馬亂來說比較安寧的環(huán)境進行自己的創(chuàng)作。他專心地從事自己的寫作，繼續(xù)用他那如匕首的筆揭露那個黑暗的社會。在這之前，許廣平其實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許廣平欲去大學任教，可又考慮到魯迅晝夜伏案，身邊離不開一個好幫手，遂放棄應聘，全身心地支持魯迅寫作。這樣，她一方面照顧家里，一方面還從事一些社會活動。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她覺得自己應該更多地為魯迅的創(chuàng)作提供環(huán)境和機會。于是，為了支持和幫助魯迅,許廣平毅然決定辭去所有工作，擔起相夫教子的職責。這樣的角色轉(zhuǎn)型對于此時的許廣平而言，并沒有太大的難度，相反，她在這個過程中還從魯迅的身上學到了很多面對生活的決心和信念。此后，她不但一邊精心照料魯迅的飲食起居, 還在空閑的時候替魯迅查找有關資料, 抄寫稿件,與魯迅共同校對譯著等。一個很具體的數(shù)據(jù)可以說明許廣平的功勞：由于得到許廣平的全力支持, 魯迅后期10年的著作成績, 遠遠超過了以前的20年。為了紀念許廣平付出的默默無聞的辛勤勞動, 魯迅在發(fā)表自己的譯作時, 有時特意用“許霞”、“許遐”的筆名。魯迅時常對許廣平說，我要好好地替中國做點事，才對得起你。在連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災戰(zhàn)禍中，許廣平都堅定地與魯迅站在一起，共同度過了那艱難的歲月。

在上海的時間里，魯迅忙里偷閑，陪許廣平到杭州度過了遲到的蜜月，并趁機尋訪了杭州的另一個“魯迅”。假魯迅對魯迅的敬仰和模仿，使魯迅既感動又悲哀，原先的憤怒最終化為憐憫。在西湖邊，魯迅和許欽文等巧遇正在寫生的青年畫家陶元慶。陶元慶將剛出版的個人畫冊送與魯迅，魯迅看后十分喜歡，并建議陶元慶推廣版畫，因為當下的形勢需要這種“武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幾年，魯迅常對朋友說，許廣平是他的校對助手。他還特意把自己的臥室設在2樓，許廣平在3樓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稱的魯迅，竟也害怕社會輿論，羞于承認自己與所愛的人的關系。這種異常的精神狀態(tài)給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生活投下了陰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雖然和睦下潛伏著沖突，相敬中有過傷害，卻是魯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歲月。

正是在那時的上海，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周海嬰。

社會活動家

幸福的日子總是短暫的，這種夫妻合作、幸福美滿的日子只持續(xù)了不到3年的時間。

1930年, 魯迅因發(fā)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參加“左聯(lián)”成立大會, 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人士的高度緊張。魯迅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許廣平曾多次陪同魯迅外出避難。1936年10月19日,魯迅不幸與世長辭。

許廣平悲痛之余，還要照顧年紀尚小的孩子。對于她而言，更多的是悲痛和憤恨。她自己也是一個革命活動家，她知道自己的愛人所從事的是刀口舔血的事業(yè)，但是她仍然不能很快接受這樣一個慘痛的事實。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傷心之后，許廣平終于從傷痛之中轉(zhuǎn)醒過來。她決定要堅守魯迅生前的使命，完成魯迅的未競之業(yè)。她將魯迅1934年至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 于同年4月出版。又以三閑書屋名義自費出版了《魯迅書簡》的影印本及《且介亭雜文末編》等書。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許廣平為了保護魯迅的全部遺稿及其他遺物, 留在上海未走。1938年4月, 她編成了《集外集拾遺》。同年8月, 由胡愈之發(fā)起, 許廣平、鄭振鐸等20人組成“復社”, 以“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名義,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和資助下, 編輯出版了600萬字的《魯迅全集》(20卷本)。同時, 許廣平大無畏地投入了抗日斗爭。她積極為抗日將士募捐日用品、藥物和其他慰勞品, 還為《上海婦女》、《婦女界》、《上海周報》、《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匯報》副刊《世紀風》等報刊雜志撰稿, 并發(fā)表了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以抵制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宣傳。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 日軍占領了上海租界。為了尋找上海抗日知識分子和出版家的線索, 日本憲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許廣平,對她嚴刑逼供。在一無所獲后, 1942年3月1日，又不得不將許廣平釋放。許廣平遭此迫害，雙腿已不良于行, 頭發(fā)白了許多。

1946年秋,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關懷、資助下, 許廣平將已經(jīng)征集到的魯迅書信手稿和抄件800余封整理出版了《魯迅書簡》。接著許廣平又秘密北上, 整理魯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書, 并會見了中共駐北平辦事處的葉劍英等人。1947年許廣平擔任上海婦女聯(lián)誼會主席,積極為《民主》周刊等撰稿。這時,她與上海學聯(lián)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不僅對學生們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的運動表示了道義上的聲援, 而且還多次慨然捐款。

外地女人的海似情緣

用世俗的眼光來看，魯迅跟許廣平的結合存在諸多障礙：論年齡，雙方相差有18歲之多；論外貌，魯迅身材矮小，并無特殊魅力；論金錢，魯迅不但家庭負擔沉重，而且因購置

北京西三條21號寓所而債務在身；論地位，魯迅固然在文壇享有盛譽，但當時卻因支持進步學生運動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僉事之職，甚至面臨著被通緝的危險。最大的障礙，還是魯迅有著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離婚，按紹興舊習，女方會因為被“休”而備受歧視，后果不堪設想。魯迅寧可陪著她作一世的犧牲，也不愿傷害這個自己雖然不愛但卻無辜的女性。

然而，許廣平仍然主動果敢地向魯迅獻出了純真的愛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有著深受封建包辦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許廣平剛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親“碰杯為婚”，將她許配給劣紳家的子弟，后逃婚離家，北上求學)，又有著反抗舊社會、舊禮教、舊教育的共同思想。當時，她跟魯迅所能選擇的惟一的結合方式，就是同居。許廣平后來對此作出了明確解釋：“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情投意合，像同志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們不是一切的舊禮教都要打破嗎？所以，假使彼此間某一方面不滿意，絕不需要爭吵，也用不著法律解決，我自己是準備著始終能自立謀生的，如果遇到?jīng)]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馬上各走各的路……”

關于魯迅與許廣平戀愛的過程和細節(jié)，大致是這樣的——他們相識于1923年10月，那時魯迅開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國文系講師，每周講授一小時中國小說史，而許廣平是該校國文系二年級學生。在每周30多小時的課程中，她最盼望聽講小說史，上課時常選擇第一排坐位。在學校，魯迅是一位在學生中找不出一句惡評的老師，而許廣平則是一位聽課時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問的學生。他們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當時女師大發(fā)生了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作為學生自治會總干事的許廣平正是學潮中的骨干。為了解除時代的苦悶，探討中國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動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從此他們在斗爭中相互支持，在事業(yè)上相互幫助，在生活上相互關懷。他們相戀于1925年10月20日(這個日期是絕對正確的，但筆者暫不準備披露材料來源)。這一天的晚上，在魯迅西三條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魯迅坐在靠書桌的藤椅上，許廣平坐在魯迅的床頭，27歲的許廣平首先握住了魯迅的手，魯迅同時也向許廣平報以輕柔而緩緩的緊握。許廣平脈搏的劇烈跳蕩，正跟魯迅逐漸急促的呼吸聲相應。于是，魯迅首先對許廣平說：“你戰(zhàn)勝了！”許廣平不禁報以羞澀的一笑。接著，兩人熱烈地接吻。第二天，剛剛寫完小說《孤獨者》四天的魯迅，又一氣呵成了一篇以婚戀為題材的，充滿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說——《傷逝》。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終于在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

魯迅承認，在他和許廣平結合的全過程中，許廣平都比他決斷得多。

忘年之戀

許廣平不是在上海出生的女人，但是她的秉性里卻似乎流淌著上海女人的血液，她的感情猶如上海女人的生活一樣充滿了神奇和不可思議。她和魯迅不是在上海才認識的，他們曾經(jīng)是師生。在那個年代她們之間的這種感情是遭到非議的，但是他們的這段忘年戀情卻是上海這個當時的煙花之地所最熟悉的。因此，她的這段浪漫的感情故事也應該算是她上海情緣的一部分吧。

許廣平在天津“北洋女子師范學�！碑厴I(yè)后，于1922年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簡稱女高師)。她對這所學校很滿意。當時的校長是許壽裳，由于許壽裳和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同鄉(xiāng)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師和北大關系十分密切：許多北大教師到女高師兼課，所發(fā)講義也和北大一樣，北大每有學術講演也允許女高師學生參加聽講。在許廣平就讀的國文系，北大教師前來兼課的就有馬裕藻、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等。

許廣平是在1923年二年級時，才開始學魯迅講授的中國小說史略這門課的。

開學第一天，對于這位寫小說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學生們都懷著“研究”的好奇心。上課的鐘聲還沒收住余音，同學們還沒坐定，在嘈雜聲中突然一個黑影一閃，個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講臺。坐在第一排的許廣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發(fā)，粗而且硬，筆挺地豎立著，真當?shù)谩芭�發(fā)沖冠”的一個“沖”字。她一向以為這成語有點夸大，看到這頭發(fā)，也就恍然大悟了。先生那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成了同樣的顏色。肘彎上、褲子上、夾袍內(nèi)外的許多補丁，閃耀著異樣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紋，皮鞋上也滿是補丁。

講臺短，黑板長，他講課寫字時常從講臺跳上跳下，那些補丁就一閃一閃，像黑夜中的滿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們嘩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然而，當他以濃重的浙江紹興口音的“藍青官話”開始講課以后，全教室卻肅靜無聲了。從不知道的知識，經(jīng)他娓娓道來，把大家緊緊地吸引住了。他常常在講義外，講一些例子，而在關鍵之處，他又喜歡幽默地畫龍點睛似的一點，引發(fā)全教室一片笑聲。正聽得入神，下課的鐘聲響了。同學們都感到這一堂課特別短。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他人已不見了，像剛才的一閃而進那樣又一閃而去了。“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是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絲暖氣。不約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氣回轉(zhuǎn)過來了。”多少年后，許廣平對于那第一堂課依然記憶猶新。

后來，學生們逐漸察覺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懼，不僅敢于和他親近，還敢于對他“淘氣”，乃至“放肆”。

許廣平就是敢于淘氣和放肆的一個。她坐在第一排，好提問題，有時竟打斷先生的話。但魯迅認為她聰明，肯動腦子，有才氣，對她頗有好感。

聽了魯迅一年多的課，1925年3月，許廣平很想給平時嚴肅而又親切、熟悉而又畢竟陌生的魯迅先生寫信。學校里有些動蕩，加上再有一年她要畢業(yè)了，有一些問題和苦悶，希望能得到老師的指點。這事她與同學林卓鳳說了，林君為她壯膽，很贊成她寫。

這第一封信她終于在3月11日寫成。她用蘸水鋼筆、黑色墨水、直行書寫，認真地謄抄一遍，并鄭重其事地設法在當天送到了魯迅手里。她在信的開頭這樣寫道：“現(xiàn)在執(zhí)筆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著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點鐘中一點鐘小說史聽課的，是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fā)言的一個小學生。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這時許是按抑不住了罷，所以向先生陳訴。”

信送出后，許廣平很有點忐忑不安。26歲的她，平時晚上倒在床上就睡著了，而這夜她卻輾轉(zhuǎn)反側(cè)。對于學校中的種種現(xiàn)象，她認為是教育的失敗，是青年的倒退。她“希望先生收錄他作個無時地界限的指南誘導的！先生，你可允許他？”對于這些責問和要求，先生或許不會惱怒，但他很忙，他會允許收下這么一個“無時地界限”的隨時加以誘導的學生么？她還認為，“苦悶之果是最難嘗的”，不像嚼苦果、飲苦茶還有一點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藥中加點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絕對不苦？”對這樣的問題，先生是否會一笑了之，不予回答……不意3月13日一早，許廣平收到了魯迅的復信。展開信箋，“廣平兄”三字赫然在目。這個近乎玩笑的稱謂使她繃緊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魯迅的信寫得很長，談了學風，談了女師大校中的事，又著重談了他的處世方法。關于“加糖”的問題，魯迅也寫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勝于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寫得這么平易近人，使她的忐忑不安頓消。

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發(fā)信是同一天——魯迅是接到信后就連夜寫這封長信的。她深為感動。

感動之余，許廣平立即寫第二封信。首先她要問的是“廣平兄”三字的含義。魯迅仍然很快就復了信，對她提出的種種問題進行了深刻的闡述，但信的開頭卻是對于“廣平兄”稱呼的解答。他說：“舊日或近來所認識的朋友，舊同學而至今還在來往的，直接聽講的學生，寫信的時候我都稱‘兄’。其余較為生疏、較需客氣的，就稱先生，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大人……之類�！�

魯迅說過：他們的《兩地書》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們在開始時，就是那么地毫不生疏，那么地不需客氣，那么地親密無間……

從許廣平給魯迅寫第一封信之日起，已一個月了。一個月中，她給魯迅寫了6封信。魯迅幾乎是每接一信當天即復。當年北京城內(nèi)一封信的郵遞是三天，寫信又得找空余時間或晚上，可見一月內(nèi)6封信已是很高的密度。何況魯迅每周去上課一次，許廣平坐在第一排，必然見面。

許廣平希望老師“無時地界限”地加以誘導，魯迅并不表示拒絕。

她決定上他的家去。第一次去，她邀同學林卓鳳同行。這就是魯迅日記1925年4月12日所記：“下午小峰、衣萍來，許廣平、林卓鳳來�！�

許、林到西三條胡同魯迅家時，由女工來開門。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正屋坐北朝南三間，中間一間是全家吃飯、洗臉和會客之地，后面向北延伸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頂灰棚，就是魯迅的書房兼臥室。平頂灰棚的北面上半截全是玻璃窗，窗下是鋪板搭成的單人床。床東邊是幾只疊著的舊箱子，再就是舊寫字桌，舊藤椅，一只書架，書架前一幅舊針織品遮著。箱子上面的墻上，掛著司徒喬的素描炭畫《五個警察和一個o》(o是孕婦的代號)。寫字桌上面的墻上，掛著一張日本人(藤野先生)和一張俄國人(安特萊夫)的照片。床西邊是茶幾和木椅，墻上是一幅水彩畫，一幅圖書封面畫，一副對聯(lián)。正在灰棚內(nèi)與魯迅談天的李小峰、章衣萍見有女學生到來，就告辭而去。

往日想像中十分神秘的先生的工作室，原來如此！它與“滿天星斗”的衣褲一樣，是那么簡樸和寒酸，但又有文化氛圍，體現(xiàn)著先生的追求和愛好。北窗外是小園，她們?nèi)タ戳�，那里種著花木，養(yǎng)著雞；墻外的兩株樹，大概就是魯迅在《秋野》中寫的“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魯迅給她們泡了茶，又從那多層的書架上拿出一個灰漆的多角形的鐵盒子，給每人一塊沙琪瑪。女學生第一次來，并不太拘束，談了一陣學校里的人和事，就告辭了。她們還要趕回學校吃晚飯。

從“廣平兄”的稱呼到信中的“智力測驗”，使師生間的感情不斷貼近�；蛟S，老師正是有意或無意地給學生的生活增加她提出的“甜味”。

在與許廣平結識、相愛之前，44歲的魯迅雖有名義上的妻子朱安，但一直過著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著朱安這個“母親的禮物”作一世犧牲。是許廣平對他的敬仰、理解乃至熱愛化開了他封凍已久的心田。從1925年3月11日他們開始通信，一直是許廣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堅定打消了魯迅的種種顧忌。而最終，魯迅也終于明白表示：“我對于名譽、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梟蛇鬼怪夠了�！边@所謂“梟蛇鬼怪”，就是有“小鬼”、“害馬”之稱的許廣平。

蔣錫金先生所寫《長懷許廣平先生》曾經(jīng)這樣描寫過許廣平：她對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種犧牲，是一種自愿的犧牲，并不是受了什么懇請或逼迫；作為一個追求獨立人格的女性先鋒，并不以犧牲為滿足。因為犧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自己獨立價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絕對的否定，就與封建的婦道沒有明顯的區(qū)別了。但許廣平畢竟是許廣平，即使犧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種獨立性。

許廣平與魯迅也有普通夫婦之間的那些“非神化”的關系。雖然他們相愛甚深，然亦不無矛盾。但是他們至死都很平靜，并不像一些浪漫主義的小說所描述的那樣熱烈。相對于我們現(xiàn)在所了解的許廣平而言，這些資料是不夠的。歷史并沒有給我們留下太多的印跡可以找尋。所以，對于許廣平，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來理解，永遠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

（本文節(jié)選自《上海紅顏往事》一書，由哈爾濱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作者：三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