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頭有一則剪報，題為《魯迅一生掙多少錢？——文化人經(jīng)濟生活》〔1〕，作者是陳明遠先生。陳先生在該文中替魯迅算了一回賬，計算出魯迅一生所掙的錢相當于今三百九十二萬元，并提出了“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真正的魯迅，更不是完整的魯迅”這樣一個雖然浮淺卻不乏新意的命題。實話實說，我很喜歡這篇文章，但對于該文提出的“魯迅后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的論點卻不敢茍同。魯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嗎？這是憑空立論，戲說歷史。后期，通常是從魯迅定居上海開始算起的，那么，我們就先來看看該時期魯迅的真實情況吧。

1927年10月初，魯迅從廣州抵達上海。離粵前夕，曾致信翟永坤云：“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我于三月間早已辭去了，在此已閑住了六個月，現(xiàn)在是肚子餓而頭昏……我先到上海，無非是想尋一點飯。”〔2〕然而到滬之后，很快感到這上海灘上的飯碗并不好尋，居大不易。做學問么，沒有參考書；寫小說么，缺乏相關的生活積累；教書么，不感興趣；回北平么？有這個念頭，但又顧慮重重�？啃列量嗫嗯栏褡�、編刊物所得的收入，實屬杯水車薪，根本不足以養(yǎng)家糊口。此時期的魯迅，思想處于“彷徨”狀態(tài)，經(jīng)濟上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并不奇怪，因為“生計問題”從來就不是阿q們的“專利”。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的魯迅日益焦慮，其焦慮之情在當時給江紹原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真實的記錄：“然則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學書，待收得版稅時，本也緩不濟急，不過除此以外，另外也沒有好辦法�，F(xiàn)在是專要人性命的時候，倘想平平穩(wěn)穩(wěn)地吃一口飯，真是困難極了。我想用用功，而終于不能，忙得很，而這忙是于自己沒有益處的。”〔3〕

然而，正應了咱們中國“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老話，正當魯迅在上海因失業(yè)而弄得心力交瘁之際，大救星從天而降，老上司兼紹興老鄉(xiāng)蔡元培先生又一次（上一次是在1912年）救助了他。1927年12月，經(jīng)魯迅摯友許壽裳的牽線幫忙，時為國民黨要員兼任中央監(jiān)察院院長、大學院（教育部前身）院長的蔡元培為魯迅和江紹原安排了一個“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掛名閑差，月薪三百元大洋（實為干薪，光拿錢而不必做事）。大學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一萬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黃金四百九十兩”。（陳明遠語）這里還有一個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插曲，我們不妨順便提上一筆。當年魯迅在通過許壽裳獲知蔡元培已口頭表示要聘其為“特約撰述員”的消息之后，曾先后在給江紹原、章廷謙的幾封信中就“飯碗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歸納起來無非兩層意思，一是反復表示對該飯碗實在不太“感冒”，二是對曾被尊為前輩的蔡元培多有微詞。七八十年后當我們翻讀這幾封信時，真是覺得意趣盎然。這年10月21日，魯迅致信江紹原云：“季弗（按，許壽裳字季弗）有信來，先以奉聞。我想此事與兄相宜，因為與人斗爭之事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薄�4〕“與兄相宜”四字妙甚，難道“特約撰述員”這一美差于“弟”（自己）便不相宜？讀魯迅這幾句話，我總覺得有一種怪怪的味道。又十天之后，復致信江紹原云：“季弗所談事迄今無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對于該方面的感覺，只覺得氣悶之至不可耐。”〔5〕口頭上明確表示不想去端大學院的飯碗。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謙云：“季弗本云南京將聘紹原（按，此處顯然省略了“與我”二字），而迄今無續(xù)來消息，豈蔡公此說所以敷衍季弗者歟，但其實即來聘，亦無聊�！薄�6〕在對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懷疑的同時，仍不忘發(fā)一通“誰稀罕你那碗飯”的豪語。又一個月之后，也就是蔡元培的聘書送達的前十幾天，盼聘書盼得焦躁不安的魯迅，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氣，在致章廷謙的又一封信中，盡情地發(fā)泄了對蔡元培的不滿：“太史之類，不過傀儡，其實是不在話下的，他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7〕（按，“太史”指蔡元培，舊時稱翰林公為“太史”，蔡系清末翰林）魯迅不愧學過師爺筆法，僅僅一個“類”字，便境界全出，使得自己對于蔡元培的鄙夷之情躍然紙上了。

有人說，魯迅的書簡均是很好的文章，此言不假，只不過我有一個問題百思不解：既然盼大學院的聘書如大旱之望云霓，為什么又要屢出豪言，表面上故作清高之態(tài)？既然視蔡太史為不屑一顧的政治傀儡（這一看法于1927年前后的蔡元培來說本來不無洞見）、言而無信的小人，但為什么又一門心思要到“傀儡”門下去當食客，總嫌人家的聘書來得慢？平心而論，不管是講新道德還是舊道德，我對于魯迅當年面對大學院的飯碗所表現(xiàn)出來的為人處世的心態(tài)與作派實在不敢恭維。透過上述幾封書信，人們真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走近魯迅”，發(fā)現(xiàn)一個原來未曾見過的陌生的魯迅。要之，有事實表明，由于與蔡元培曾有舊怨，魯迅當年在是否去吃“撰述員”這碗飯的問題上曾有過一番痛苦的思想斗爭。但歷史的結論告訴我們，他最終是“吃你沒商量”地接受了蔡元培所安排的這個“無聊”的飯碗，一吃便是四年多，直到因“絕無成績”〔8〕被大學院裁撤為止。

閑話扯遠了，還是回到“月薪三百元大洋”這個本題上來罷。每月三百元大洋，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據(jù)陳明遠先生在《中國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經(jīng)濟狀況》〔9〕一文中的考證，同時期上海一個五口貧困之家每年有四百元即可維持基本生活；當時典型的自由撰稿人柔石剛出道時月收入只有三十至四十元，二三年后才提高到百元左右。通過這一橫向比較，可略知月薪三百元大洋的份量。正是這筆豐厚的固定收入，正是這只“平平穩(wěn)穩(wěn)”的飯碗，成了初到上海的魯迅的救命錢，使他得以在上海灘上安身立命，并為他進而操自由撰稿之業(yè)、打“壕塹戰(zhàn)”奠定了牢靠的經(jīng)濟基礎。1932年，“特約撰述員”的待遇被裁，魯迅的經(jīng)濟狀況頓感拮據(jù)，無奈之下，竟想到了把與許廣平的往還書信拿來出書換錢。他當時曾致信許壽裳云：“為啖飯計，擬整理弟與景宋通信，付書坊出版以圖版稅�！薄�10〕此事亦可從側面說明大學院的干薪對于魯迅來說是何等重要�？梢赃@樣講，假如沒有這四百九十兩黃金（相當于今五十一萬元）的收入，以魯迅那樣的性格，那樣的健康狀況，他能否活到五十六歲，肯定是一個未知數(shù)。這樣說并非聳人聽聞，因為在舊社會的上海灘上，年紀輕輕的文化人早歿于貧病交加（如蔣光慈、朱湘等便是如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聞。

對于魯迅當年面對大學院的豐厚“官飯”所作出的抉擇，我們今天的人們自然沒有必要更多地說三道四，魯迅畢竟也要吃飯呀。如果有人據(jù)此而指責魯迅無節(jié)操無骨氣，則未免有鉆牛角尖之嫌，但是，如果竭力掩蓋、淡化乃至曲解這段歷史，則同樣有悖于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陳明遠先生為魯迅算賬達數(shù)年之久，他當然非常清楚來自大學院的收入對于魯迅的極端重要性，但他卻強史就我地硬說后期魯迅“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何出此論，實令人匪夷所思。自由撰稿人者，賣文為生也；坐領大學院干薪者，吃“官飯”也。賣文為生與吃“官飯”，二者涇渭分明，不容假借。既認定魯迅四年中累計從大學院領得四百九十兩黃金，又說同時期的魯迅身為自由撰稿人，這難道不是明顯地前后矛盾么？或許，在陳先生看來，區(qū)區(qū)四百九十兩黃金對于魯迅這樣的“大腕”來說，實屬“毛毛雨”，充其量只夠愛子海嬰的糖果錢，因而可以忽略不計吧！

陳文謂：魯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九年收入相當于今二百一十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今二萬元以上”，遠遠超過北京公務員時期（相當于今）“九千多元”的月收入。這里的算賬方法很成問題，至少有“移花接木”之嫌，第一，二百一十萬元中肯定包括大學院干薪五十一萬元，為什么非要將其與寫作收入捆在一起算？難道這筆巨款也算“撰稿”收入？第二，魯迅后期的平均月收入肯定會高出前期，因為后期的版稅收入中包含不少前期作品的再版收入，這條“規(guī)律”適用于所有的成名作家。陳先生的這一發(fā)現(xiàn)，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有多少個讀者便有多少個魯迅，陳明遠先生筆下的魯迅是一位獲得了巨大成功的自由撰稿人。這個魯迅硬是靠著手中的那支“金不換”便掙得了足夠的錢，因而足以“超越‘官’的威勢，擺脫‘商’的羈絆”，“自食其力，自行其事，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并“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以上均系陳明遠語）。可惜，這個新魯迅與歷史上的那個真魯迅似有相當距離。但另一方面，陳先生又“求證”心切，這就難免使自己的文章前后矛盾，漏洞頻出了。

筆者認為，要替歷史人物算經(jīng)濟賬，首先要擺正心態(tài)，應當是從事實和數(shù)據(jù)中引出結論，萬不可“大膽假設”而不“小心求證”。有鑒于此，筆者頗想湊個熱鬧，在陳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也來替魯迅算一筆賬：

魯迅一生所掙的錢相當于今三百九十二萬元，其中：

北京公務員時期收入相當于今一百六十四萬元，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

在上海領大學院干薪相當于今五十一萬元，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

廈門、廣州教書收入相當于今十七點五萬元，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

其余為寫作收入，相當于今一百五十九點五萬元，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

數(shù)字是最有說服力的。綜上可得出結論：魯迅一生以吃“官飯”或曰“財政飯”為主，比重達百分之五十五；寫作收入只占總收入中的小頭，真正賣文為生只有最后的五年時間。所以，將魯迅視為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似缺乏足夠的依據(jù)。

魯迅生前經(jīng)常訴苦，后世的研究家們也每愛圍繞魯迅的“苦”作文章，這或許不無一定的理由，但換個角度看問題，平心而論，魯迅的一生又何嘗不是苦中有“幸”。1912年，在浙江老家失業(yè)的周樹人由許壽裳牽線，經(jīng)蔡元培提攜謀得了教育部“僉事”的差事；十六年后，在上海失業(yè)的魯迅，復由許壽裳牽線，復經(jīng)蔡元培關照，得以迅速實現(xiàn)了“平平穩(wěn)穩(wěn)地吃一口飯”的愿望。一前一后的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堪稱是中國現(xiàn)代文壇上的一段佳話。十八年的“官飯”，保證了魯迅自“而立”以后，得以基本保持“中間階層”（陳明遠語）的生活水平和安定的寫作環(huán)境。相比之下，舊時代的多數(shù)文化人就遠遠沒有這般幸運了。如此榜樣，又豈是誰都可以效法的？

“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真正的魯迅，更不是完整的魯迅”，此言極是，本讀者雙手贊成。不過，筆者認為還應該再加上兩句：離開了蔡元培等人關照（恩惠、恩賜、提攜）的魯迅也不是真正的魯迅，更不是完整的魯迅。

注釋：

〔1〕見《新華文摘》，2000年第3期。

〔2〕魯迅：《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

〔3〕魯迅：《1927年11月20日致紹原》。

〔4〕魯迅：《1927年10月21日致江紹原》。

〔5〕魯迅：《1927年10月31日致江紹原》。

〔6〕魯迅：《1927年11月7日致章廷謙》。

〔7〕魯迅：《1927年12月9日致章延謙》。

〔8〕魯迅：《1932年3月2日致許壽裳》。

〔9〕見《社會科學論壇》（河北）2000年第1期。

〔10〕魯迅：《1932年8月17日致許壽裳》。

原載：二〇〇四年第五期《書屋》作者：趙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