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對女師大學生運動的領導

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以介紹劉和珍的事跡為線索，概述了女師大學生運動的四個階段：開除學生，武裝接收，賃屋授課，恢復舊觀。根據(jù)目前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得知黨對這一運動的全過程都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進行了領導。

一九二四年底，遵照黨中央指示，以李大釗同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對北方廣大地區(qū)的革命斗爭加強了領導，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的心腹地區(qū)燃起了群眾運動的熊熊烈火。僅據(jù)北京一地統(tǒng)計，從一九二五年至“三·一八”以前，每月大小的群眾集會總在四次以上，每次參加的人數(shù)多達數(shù)十萬人，少的也在千人以上。游行、請愿、示威、罷課……一次接一次，一浪高一浪。

一九二五年初，當女師大風潮方興未艾之時，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婦女部部長向警予同志就及時給予了指導。她在這年二月九日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長文，題為《對于根本改革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意見并質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全體同學》。向警予同志在文章中說，她在上海的報紙上讀到了女師大驅楊運動的三則新聞，對這一運動深表同情。但她認為，女師大學生當時尚未看到學校的根本壞處，也未從根本上提出改革學校的意見。她指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是中國的女子最高學府，也是中國女子高等學校的師資養(yǎng)成所，在中國社會所處的地位十分重要。但這所學校的教育目的卻不是為國家造就能夠改造社會，演進文化的人才，而是保留了數(shù)千年來妾婦之道的奴隸教育，只能為官僚、軍閥、議員、博士……培養(yǎng)高等玲瓏的玩物。這種教育是侮辱女子人格的教育，奴隸的教育。要從根本上改革女師大，就應該使女師大校長的人選最低限度應有二十世紀社會改革的思想，能夠一面反對東方國粹妾婦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對西方拜金主義的教育。但單靠校長還不夠，尤其重要的是要培養(yǎng)學生的自覺。有了學生的自覺，壞校長壞教員就會立不住腳跟，所以這是改革女師大的第一要藥。而女師大學生的驅楊運動，就是以學生自覺的壓力改造學校的第一步。向警予同志最后要求女師大學生組織起來，重新整頓學生自治會，勿追悔過去，勿幻想將來，而應執(zhí)著于現(xiàn)在努力奮斗。

在女師大學生運動遭到北洋軍閥政府摧殘鎮(zhèn)壓時，黨一方面利用一些合法團體出面予以聲援，如黨領導下的全國各界婦女聯(lián)合會、北京學聯(lián)會、上海全國學生總會、上海各界婦女會、廣東國民黨婦女部等團體組織，就紛紛發(fā)表宣言或拍來電報，誓做女師大進步師生的堅強后盾；另一方面，黨又多次派人來女師大了解情況，培養(yǎng)骨干，并親臨斗爭第一線，比如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打入女師大時，北京地委就派出了夏之栩同志去現(xiàn)場。（參見《教育部以武力接收女師大》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３日《晨報》。）

女師大學生運動爆發(fā)前，女師大的地下黨員只有繆伯英、李桂生、李友蘭數(shù)人。一九二六年初，經過女師大學生運動的考驗，發(fā)展了劉亞雄、蒲振聲、鄭德音、雷瑜、蕭萱、李慧、彭援華、彭璉清八名新黨員。接著，又發(fā)展了彭箴、李芬、彭三讓等為黨員，并正式成立了黨小組。

二、劉和珍毅然預定的《莽原》

劉和珍毅然預定的《莽原》，一般參考書是這樣注釋的：“《莽原》，魯迅編輯的周刊，所載文字大都是對于舊社會和舊文化的批判。”這是不確的。

《莽原》周刊，莽原社的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chuàng)刊，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該周刊僅僅出版了七個月，劉和珍怎么可能預定全年的《莽原》呢？事實上，劉和珍預定的不是《莽原》周刊，而是《莽原》半月刊。這是魯迅領導的未名社的刊物，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創(chuàng)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二十二期終刊，共出一年零十個月。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重要文章就是發(fā)表在該刊上。未名社的成員雖曾以個人名義給《莽原》周刊投過稿，但兩社之間并無前后承續(xù)關系。未名社成員李霽野在《“三·一八”慘案前后》一文中，明確記載了劉和珍預定《莽原》半月刊和親到未名社購買魯迅翻譯的《出了象牙之塔》的情況，可以作為佐證。（李霽野：《紀念魯迅先生》）

三、關于魯迅編輯的期刊

魯迅在文中寫道：“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對這句話，目前是這樣解釋的：“魯迅所編的刊物矛頭直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其御用文人，所以經常遭到反動統(tǒng)治者的阻撓和抄檢，以致‘有始無終’和‘銷行’‘寥落’。這里揭露了反動統(tǒng)治者對進步文化的摧殘。”這種推理，當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問題是與事實不符。

“……往往……一向……”，不是指一時的情況，而是指一貫的情況。但是，在《莽原》半月刊創(chuàng)刊前，魯迅主編期刊只有《莽原》周刊一種，談不上“一向”云云。該刊原附于《京報》發(fā)行，后因《京報》停止副刊以外的篇幅而終刊，跟反動派的阻撓和抄檢也無關。此外魯迅留日時期，曾擬與友人創(chuàng)辦文藝雜志《新生》，但未發(fā)刊即夭折。魯迅北京時期，雖然參加過《新青年》的編輯會議，對《語絲》的選稿和編排等具體問題發(fā)表過意見，但他并不是這兩個刊物的主編，而且這兩個刊物歷史較長，銷路較好。至于《民眾文藝周刊》，更不是魯迅編輯的。魯迅僅協(xié)助校閱過一部分稿件，至該刊第十七號即不再負校閱責任。所以我認為魯迅這句話絕非寫實，而只是采用襯托手法，突出劉和珍追求真理的熱忱，似不必作其它方面的引申。

四、廣有羽翼的楊蔭榆

楊蔭榆，江蘇無錫人，其父楊老圃為律師。她從上海務本學校畢業(yè)后，曾赴日留學，就學于東京女高師。歸國后任北京女高師數(shù)理化學教授，兼附屬女中學監(jiān)主任，共三年。一九一八年由學校推薦留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留美期間，曾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教育會會長，與杜威、孟祿等接觸頻繁。五年后，獲文學碩士學位歸國。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因上有北洋軍閥政府撐腰，下有一批“女權論”者捧場，她被教育部委任為女高師校長。同年八月一日，因女高師改辦女師大，復任女師大校長。同年十一月，因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而遭進步師生反對，致引起學潮。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勢，頒布了楊蔭榆的免職令。此后楊蔭榆南下，曾任蘇州東吳大學日文教授兼教育學教授，后又自己開辦女校�？谷諔�(zhàn)爭時期，無錫淪陷，楊蔭榆在街頭被日本兵打死，棄尸荒郊。至于日兵行兇的原因，目前說法尚有分歧。

五、劉百昭及男女武將

在現(xiàn)存的北洋軍閥政府檔案里，有一份司法警察巡官馬龍驥致京師地方檢查廳檢查官的呈文，茲摘錄于下：

“……竊于本月（八月）二十二日奉令……帶同巡長玉明、巡警峻康、白玉田、馬�；�、高士明等，檢查吏傅長齡、趙福安，穩(wěn)婆徐氏、孫氏等迅往該校，先與內右二區(qū)巡官傅家臻等接洽，后至二時余，有教育部劉司長帶同部員及茶役等并有女仆數(shù)十人同來，先將接收布告掛于壁上。因該校前門鎖閉，由旁門進校內。當經劉司長令將留校之女生次第扶出，每四個女仆攙扶女生一口。除有十余口女生互相攜手啼哭不肯出校外，當時并未見有毆打情形。”

馬龍驥的呈文，無疑是企圖為他們一伙開脫罪責。文中很多詞語，必須從反面理解，如“攙扶”實際上是“綁架”，“未見有毆打情形”實際上是連拖帶打。但這篇呈文卻不得不透露了這場慘變的若干細節(jié)：為了撲滅女師大學生運動的烈火，劉百昭竟拼湊了一支由巡官、巡警、檢查吏、穩(wěn)婆、部員、茶役、三河老媽子組成的浩浩蕩蕩的“消防隊”。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學生，就動用四個腰圓腳大的流氓女丐。面對這種革命高壓政策，劉和珍等革命學生正氣凜然，這就更表現(xiàn)了她們“不為勢力所屈”的頑強意志。

 

六、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

魯迅在文中，表彰了三個沉勇堅毅，為挽救祖國危亡而殞身不恤的女子，其中劉和珍、楊德群的簡歷已為人所知悉，而“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的情況一般人卻不了解。

張靜淑，湖南長沙人，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生。六歲喪父，孀母跟她寄居于長沙南門外白馬廟尼姑庵，以刺繡為業(yè)，艱苦度日。一九二二年，張靜淑由親友資助畢業(yè)于長沙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前身為長沙古稻田女子師范學校）。因家庭生活急待維持，張靜淑畢業(yè)后即任教于長沙幼幼小學及純德職業(yè)學校。同年應堂兄之邀赴北京，任教于北京平民半日學校。為求深造，一九二三年秋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預科，后轉入教育系，并選修魯迅講授的小說史課程。在女師大學生運動中，張靜淑受學生自治會委托，負責跟各大學、報館聯(lián)絡，三·一八慘案發(fā)生時，為營救劉和珍，身中四彈，其中一顆是手彈，幸得北大一男生救助，始脫離虎口，成為“三個女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傷愈后，張靜淑休學兩年，于一九二六年冬赴南洋群島，任教于吉隆坡坤城女子中學。因與當?shù)毓伯a黨地下組織聯(lián)系，帶領華僑學生跟英國殖民主義者斗爭，被視為“共產分子”而遭敵視。一九二八年張靜淑歸國復學，著有《教育問題論》一書。畢業(yè)后在北京女師大附屬中學任教�？谷諔�(zhàn)爭時期回湖南，長期從事中小學教育和幼兒教育工作，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六日病逝。

七、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

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魯迅就感到有撰文紀念劉和珍君的必要。但因極度悲憤，不能自己，遲遲未能下筆。為什么選擇四月一日撰寫此文呢？魯迅在文中解釋道：“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就是說，魯迅選擇這一時刻撰寫這篇文情并茂的悼文，目的之一是教育那些健忘的“庸人”。

不過，我覺得觸發(fā)魯迅在四月一日這天動筆，而不是這天之前或這天之后，必然還有其它外界因素。

據(jù)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出版的《女師大周刊》第一百二十五期報道，四月一日上午十時，女師大全體教職員學生齊集禮堂，舉行了三·一八慘案后的開學典禮。會上，許壽裳先生慷慨陳詞。他說：“一閉眼睛，劉楊二烈士以及其它烈士的尸體便歷歷在目前。這種情形，今天到的諸位想必都有同感。我年紀大一些，但許多時候，也覺得跟二十多年前一樣，意氣并沒有消減。我希望諸位不要聽什么‘中庸之道’的說教。我覺得天下根本沒有‘中庸’這一回事。”接著，女師大的黨員學生鄭德音代表學生自治會致詞，她提出兩點希望：一，“希望諸位先生領導我們向光明的路上去。我以為光明的路就是革命的路……”；二，“兩位先烈已經死了，我希望同學們能踏著兩位先烈的血跡前進。”

魯迅是否親自參加了這次開學典禮，目前已很難確定。鑒于這是一次女師大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集會，魯迅當時又是女師大評議會委員，所以他參加這次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魯迅當天日記記載：“晴。下午季茀來。”季茀，即許壽裳。所以即使魯迅未能親自蒞會，許壽裳也會向他介紹大會的情況和精神的。許壽裳先生的感情，無疑會更激起魯迅憤怒、哀痛和奮起反抗的情感波濤。由此可以推斷。這次開學典禮是觸發(fā)魯迅寫作《記念劉和珍君》的契機。他的創(chuàng)作活動本身，就是引導人們走向光明的路──革命的路，就是激勵人們踏著先烈的血跡奮然而前行。這是女師大進步師生的期望，廣大革命人民的期望，也是黨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