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國也》節(jié)選自《孟子·梁惠王上》，全文氣勢充沛，喻理生動。通篇未著一個“仁”字，卻淋漓盡致地折射出“仁政”和民本思想的光輝。孟子認為梁惠王要想“使民加多”，在諸侯中稱王，必須實行仁政，而實行仁政的措施就是合理地發(fā)展生產，使老百姓“養(yǎng)生喪死而無憾”，進而“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對百姓進行教養(yǎng)，使民心歸順。至此，百姓安居樂業(yè)，“黎民不饑不寒”，王道可成了。它從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fā)，高瞻遠矚，獨倡王道，論述了行“仁政”和“王天下”的關系，使之成為《孟子》全書的總綱。北宋哲學家程頤曾評論說：“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如何正確理解“富庶”與“王道之成”？孟子所處的戰(zhàn)國中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劉向《戰(zhàn)國策序》）。各國諸侯爭城奪地，角逐武力，蠶食鯨吞，征戰(zhàn)不斷；人民徭役繁重，水深火熱，朝不保夕；社會混亂，禮制崩壞，世風傾頹，劇烈動蕩。權勢與暴力被推崇，霸道被視為天道，攻伐凌侵被視作合理，由大國以“力”統(tǒng)一天下的態(tài)勢已初步形成。魏國曾是強國，但在梁惠王統(tǒng)治期間，連遭強秦重創(chuàng)，內憂外患，以至都城由安邑遷至大梁。本文寫孟子在魏國期間與梁惠王的一次談話。為了更好地理解“富庶”與“王道之成”的道理，讓我們先來看看孟子一貫的思想和主張。孟子認為“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篇》），他把“人眾”與“國富”并列為稱霸天下的根本。因此，他全面鼓勵增加人口；他還提出“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管子·牧民篇》）來強調培養(yǎng)人才，提高人口質量�？梢哉f，增殖人口，是時代前進的需要和新的生產力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基于人口的決定性作用，梁惠王理所當然會為“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憂心忡忡。這是因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列國戰(zhàn)爭和統(tǒng)治者的橫征暴斂以及生產力水平低下，造成人口減少、地廣人稀、兵員和勞動力匱乏。為達到富國強兵、拓擴疆土、問鼎天下的目的，各國諸侯的當務之急是千方百計地爭奪、吸引和控制人口，以增加勞動力和兵員，發(fā)展生產力。所以，孟子抓住梁惠王“鄰國之民不加少，寡國之民不加多”的疑慮，即希望更多的民歸附自己的心理，來宣傳“仁政”的思想，并想引導他實行王道的政治目的。

如何正確理解“制民之產”與“王道之成”？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對我國上古社會的民本傳統(tǒng)和孔子的仁愛學說的繼承和發(fā)展。他認為發(fā)展文化，普及教育，使百姓“倉廩實而后知禮節(jié)”，明人倫，知廉恥，形成尊老愛幼、和睦相處的優(yōu)良社會風氣，提高全體人民的道德覺悟和科學文化水平，在“庶”和“富”的基礎上，才能改善和提升人民素質，凝聚人心，以加強國家的生存力量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否則將難免在列國的激烈競爭中落后挨打。這既是“仁政”的豐富內涵，也是任何制度的國家求富強的重要決定因素。尤其是孟子提出的要“教民”首先得“養(yǎng)民”的主張，具有哲學思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边@深刻闡述了“王道之成”的道理，為梁惠王描繪了一幅生動、形象、美好的社會前景。即施行仁政的措施就是關注民生，休養(yǎng)生息，因地制宜地發(fā)展生產，不征調百姓服役而耽誤生產時節(jié)，不狂捕濫撈，不忽視時令伐木，牲畜不誤繁殖，不誤糧食播收，種桑養(yǎng)蠶織布，“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解除后顧之憂，百姓衣食安則心安，從而穩(wěn)定人心，鞏固政權。然后再興辦教育，使人人知廉恥，人人講禮義，引人向善，傾心歸附。至此，百姓安居樂業(yè)，社會長治久安，“王道可成”。

如何正確理解“好戰(zhàn)”、“盡心”與“王道之成”？孟子散文善用眾多的比喻和寓言，從而生動、有趣、有力地陳說事理，辯論是非，富有雄辯性、鼓動性和邏輯性。梁惠王自以為自己對于國家較他國國君盡心，自己的政策比鄰國好，鄰國之民會自動投奔他�？墒�，鄰國之民不見少，自己的國民不見增多。因為他的目的在于增加兵源，老百姓看穿了他，又怎會來“送死”呢？孟子針對梁惠王“好戰(zhàn)”的錯誤，以臨陣脫逃為喻，并且列舉出“棄甲曳兵而走”的兩種情況：“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孟子的設喻風趣地說明魏國的政策和鄰國的相差無幾，本質上講都是虐民暴政，所以不必希望民之多于鄰國。本體和喻體的貼切，使之充滿了邏輯的力量。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問題，而是以梁惠王“好戰(zhàn)”為喻，啟迪對方思考。因此，“五十步笑百步”巧妙地指出梁惠王所謂“盡心”于國其實與鄰國之政相差無幾，本質上都是虐民暴政。要從根本上使國民增加，必須施仁政，行王道。“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這不但回答了開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問，而且要求梁惠王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

──原載于《現(xiàn)代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