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是一塊神奇的地方。

這里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早在３萬多年前，這里就已有晚期智人“黃龍人”生息。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歷史文化在這里積淀深厚，孕育出了全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景觀和文化現象。

陜北，陜西北部也。通常是指長城以南、黃河以西、子午嶺以東、橋山以北的廣大地區(qū)。鑲嵌著延安和榆林兩顆耀眼的明珠。用美國記者斯諾的話來說：“人類能在這樣惡劣的環(huán)境生存，簡直是一種奇跡�！钡拇_，正是陜北的貧瘠和落后，才孕育出陜北人吃苦耐勞的人文品格，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優(yōu)秀人物。

陜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概念。作為中華民族象征的黃河、黃帝陵、萬里長城、黃土地，在這里神奇地融為一體。

歷史上，陜北文化有過幾次輝煌。第一次是軒轅黃帝時期。黃帝作為人文初祖，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明的先河。第二次是戰(zhàn)國后期至秦朝初期。勞動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修筑了長城，修筑了直道，創(chuàng)造了前無古人的奇跡。第三次是東漢時期。目前在陜北境內出土的大量的東漢墓葬畫像石、畫像磚，表明陜北的文化和經濟在漢代曾經擁有一個發(fā)展高峰期。第四次是明朝末年。陜北人十有八九投入了農民起義的洪流，寫下了中國農民運動史上極其光輝的一頁，我們不能不說這是陜北文化顯示的巨大力量。第五次當屬２０世紀。

２０世紀，現代文明、古老的農耕文化、草原文化、西方文明在這里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撞擊。外國文人、中國文人中的優(yōu)秀分子以及陜北土生土長的文人匯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在這里撞擊、嬗變，為陜北的文化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２０世紀，陜北文化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１８７２年冬，比利時天主教士葉茂枝到靖邊縣寧條梁大溝灣傳教。１９００年８月７日，靖邊民眾與教會爪牙發(fā)生沖突，成為民眾武力反教斗爭的直接導火線。直至１９４６年三邊解放，人民政府廢止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三邊教區(qū)土地。正是由于外國傳教士的宗教信仰和陜北的傳統(tǒng)文化格格不入，才發(fā)生了長達４７年的三邊教案。

２０世紀初，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隨著北京“五四”運動的爆發(fā)，陜北人的文化觀念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涌現出了杜斌丞、李子洲、魏野疇、劉含初、呼延震東等一大批優(yōu)秀人物。他們紛紛回到陜北傳播新文化、新思想。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是個不平常的日子。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剛剛踏上這片土地，便給陜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從此，陜北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延安時代。

延安時代，一批批文人通過重重封鎖線奔赴延安，“割掉皮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便是當時大多數文人的心里寫照。文人們來到延安，自由地學習，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這里的天是藍的，水是甜的，窯洞是冬暖夏涼的，人是純樸、親密無間的，相對于國統(tǒng)區(qū)來說，猶如天堂一般。延安成了文學藝術的樂園。各種文化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起來了。在這里，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可以說，偉人毛澤東因了汲取了陜北文化的豐富營養(yǎng)，才變得更加偉大。《毛選》四卷共１５９篇，在陜北寫成的就有１１２篇，其中９３篇是在延安寫成的。

延安時代，清涼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出版事業(yè)的發(fā)祥地。中國的最強音就是從這里傳往全國的四面八方，從而喚醒了千百萬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陳毅曾作詩贊道：

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

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

１９３８年８月，只有７人的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在中共中央直接關懷下成立起來了。他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攝制了一批影片，如《延安與八路軍》、《生產與戰(zhàn)斗結合起來》（又稱《南泥灣》）、《陜甘寧邊區(qū)第二屆參議會》、《九一運動會》、《秧歌運動》、《國際青年節(jié)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紅軍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等等，拍攝出數以萬計的有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珍貴照片，巡回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１９１８》、《遠東邊疆》、《祖國兒女》、《假如明天戰(zhàn)爭》、《我們來自克隆斯達得》、《夏伯陽》、《十三勇士》等十幾部蘇聯早期的優(yōu)秀故事影片，培訓了大批電影業(yè)務骨干，從而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的電影事業(yè)。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澤東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奔赴農村，和陜北群眾打成一片，在陜北文化中汲取豐富的營養(yǎng)，寫出了長詩《青年近衛(wèi)軍》、《吳滿有》、《十里鹽灣》、《王貴與李香香》等。出現了歌劇《白毛女》。出現了《黃河大合唱》。同時，陜北民間藝術也獲得了新生�！稏|方紅》、《繡金匾》、《翻身道情》、《南泥灣》、《高樓萬丈平地起》等民歌就象長上了翅膀，飛遍了全中國。以《十二把鐮刀》為開端，以《兄妹開荒》為代表的大秧歌運動轟動了延安，波及到全國。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２年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音樂工作者劉熾、張魯等人，到米脂縣向嗩吶藝人常文青請教，得到了意外的收獲。常文青向他們傳授了《將軍令》、《大擺隊》、《粉紅蓮》等樂曲。１９４３年，劉熾、張魯等人將深沉悲壯的《粉紅蓮》加工改編成由多種民樂演奏的哀樂。１９５６年，劉熾在電影《上甘嶺》音樂創(chuàng)作中，再一次將《粉紅蓮》加工為雙管管弦樂隊加大鑼的追悼哀樂。其后便有了我國通用的《哀樂》。

延安時代，群星燦爛。作家有丁玲、蕭軍、歐陽山、茅盾、柳青、高士其、陳明、陳學昭等，詩人有艾青、柯仲平、何其芳、李季、郭小川、嚴辰、劉御、賀敬之等，音樂家有冼星海、呂驥、賀綠汀、馬可、張寒暉等，版畫家有古元、力群、彥涵、羅工柳等。漫畫家華君武。攝影家吳印咸。說唱藝術家韓起祥�？脊艑W家尹達。民歌手李有源、李增正、張?zhí)於鞯�。還有外國文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海倫、王安娜、鄭律成、愛潑斯坦、卡爾遜、李敦白等。據粗略統(tǒng)計，延安時代，陜北有４００００多文人。毛澤東曾經驕傲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

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十分重視陜北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經常舉辦短期訓練班，建立識字組，開辦夜校、半日學校、冬學，不拘形式，掃除文盲。著名秧歌劇《夫妻識字》就是當時陜北農民學習文化真實的寫照。

全國解放以后，人民群眾過上了當家作主人的日子。陜北人民認真貫徹毛澤東《復電》精神，“迅速恢復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發(fā)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陜北的文藝工作者，不敢放棄自已的責任，繼續(xù)按照毛澤東“５．２３”《講話》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廠、農村、部隊、學校，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諸如《創(chuàng)業(yè)史》、《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國耀眼奪目。《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志丹扇鼓》、《黃龍獵鼓》響徹環(huán)宇。安塞剪紙、洛川麻繡、延川布堆畫、綏德石雕、子長嗩吶，還有陜北民歌、陜北秧歌、陜北說書、陜北道情等民間藝術象巨大的磁場，吸引著中外游客，使他們流連忘返。

陜北有壺口瀑布、延河、無定河、洛河，陜北有寶塔山、萬花山、清涼山、鳳凰山、二郎山、紅石峽、鎮(zhèn)北臺、紅堿淖，陜北還有黃帝陵、統(tǒng)萬城、蘄王廟、蒙恬墓、扶蘇墓、香爐寺、白云山，這里的美景美不勝收。陜北的作家、藝術家們用不同的藝術形式反映著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令人矚目的藝術作品。

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30000多名北京知識青年來到陜北上山下鄉(xiāng)，和農民群眾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這種結合，不但改變了陜北人的生活習慣，而且出現了一批知青作家，象梅紹靜，象高紅十，象葉延濱，象史鐵生，象王曉建，等等等等，他（她）們的作品響當當，不乏重量級。

無庸諱言，陜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陜北文化研究的對象是迄今以來陜北境內所發(fā)生的一切文化現象，包括宗教信仰、文物考古、歷史人物、倫理道德、文學藝術、攝影繪畫、戲劇音樂、電影電視、科技教育、出版印刷、飲食起居、方言俗語、民間美術等諸多內容。單靠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我之所以敢為天下先，努力為之，便是為了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期出現更完善的陜北文化史，澤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