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在經(jīng)歷了早期的彷徨之后，巴金開始以激昂的姿態(tài)，用手中的筆繼續(xù)向社會的深度和廣度突進。這一階段的巴金，除了繼續(xù)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外，也開始在散文和短篇小說上創(chuàng)造出令人驚嘆的成績。在此期間，巴金寫出了大量作品，其中散文集有《生之懺悔》、《龍·虎·狗》等，短篇小說集有《沉落》等，長篇小說則有“激流三部曲”中的《春》、《秋》以及《火》、《寒夜》等；中篇小說有《憩園》、《第四病室》。

這些作品數(shù)量較多，但巴金自己認為“《火》一共三部，全是失敗之作”，甚至１９４４年寫的《憩園》和１９４５年寫的《第四病室》，也是失敗之作。作者的話當然不必太當真，但有一點是可以說明的，即此階段的巴金，在長篇創(chuàng)作上除了《寒夜》外，無疑大多是失敗的，至少是不夠成功的。與《家》相比，連《春》和《秋》也黯然失色。原因何在？巴金在《火》第一部后記里寫道：“老實說，我想寫一本宣傳的書”，“它的罪名是不夠發(fā)展”。雖然如此，巴金的《寒夜》、《憩園》和大量的散文創(chuàng)作仍舊獲得了成功。

巴金的激昂，尤其在《寒夜》中表露無遺。小說以一種在廢墟里急切號叫的筆觸，“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被生活拖死”，以至于“斷氣時已經(jīng)沒有力氣呼叫‘黎明’了”的人生社會悲劇。巴金在《關于〈寒夜〉》里寫道：“《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闭�是在這種對生活殘酷悲劇的勘探中，《寒夜》超越了作家本人的預期，獲得藝術上的重生。

在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９年期間，魯迅的逝世似乎與巴金的激昂有著某種隱約意義的關聯(lián)。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魯迅逝世。２０日，巴金到魯迅家參加治喪事務，２１日守靈，２２日參加葬禮，并有幸成為抬棺者之一。

在參與這一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歷史事件的人群中，巴金僅僅是其中之一�；蛟S可以說，當時的巴金更多是出于一種對朋友、師長的敬仰和友誼的唁念，并沒有賦予此事太多的內涵。然而回望巴金的創(chuàng)作旨意和人生態(tài)度，始終關切社會世事人生的巴金與作為戰(zhàn)斗的思想者的魯迅緊密相連。對巴金而言，這件事的意義變得非同小可，變成了一種形象的暗喻與精神的象征，甚至包括了某種理念的傳承──巴金接過了魯迅手中的槍！

這一階段的巴金，在人生與社會的開掘上要比以前深刻冷靜得多，不再像以往動輒嚎啕痛哭熱淚滔滔，而是表現(xiàn)出一種精神的激昂和感情的抑制，在作品中復合成一種熱得發(fā)冷的熱情。這就是激昂階段的巴金，無論何時，總是用憎恨的方式表達他對生活的熱切關愛。即便在絕望悲哀的《寒夜》結尾，他還是沒忘記在出版單行本時寫道：“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

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巴金懷著激昂的寫作熱情，在已半是廢墟的社會動蕩中發(fā)掘生活的深遠底蘊。他用手中的筆，開始有意無意地匯入社會解放時代的洪流。這是時代裹挾下的歷史必然和個人偶然的交融，時勢的動蕩激發(fā)了巴金的藝術神采。就這一階段的創(chuàng)作而言，巴金無疑是成功的，這也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幸運。

歷史當然沒有忘記巴金的熱情。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９日，巴金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７月２３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全國委員會委員，９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代表。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巴金獲得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的隆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