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簡介】

屈原（約前３４０～約前２７８），我國最早的大詩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戰(zhàn)國時楚國人。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主張彰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lián)齊抗秦。后遭讒去職，迭遭放逐。至首都郢為秦兵攻破，遂投汨羅江而死。后世所見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漢劉向輯集的《楚辭》。這本書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九章》九篇：《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天問》一篇等等。

【郭沫若及其歷史劇的創(chuàng)作】

歷史劇同新文學的其他形式一樣，也是適應現(xiàn)實斗爭的需要而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五四以來，郭沫若、夏衍、陽翰笙、陳白塵等作家，就曾運用過這種文藝武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到了抗戰(zhàn)時期，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后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歷史劇更有了長足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響。當時，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瘋狂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氣焰囂張，橫行無忌。一部分堅持斗爭的革命劇作家轉(zhuǎn)而致力于歷史劇的創(chuàng)作，借古喻今，用中華民族歷史上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的斗爭史跡，來教育和鼓舞人民，通過歷史人物之口，表達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這一時期歷史劇作家的杰出的代表。他作為進步文化界的旗手、詩人、歷史學家，既從抗戰(zhàn)的現(xiàn)實斗爭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責任，又從往昔的歷史回顧中汲取著斗爭的力量與澎湃的詩情。他這個時期創(chuàng)作的六部歷史劇，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寫成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寫成五幕劇《棠棣之花》，１９４２年１月，寫成五幕劇《屈原》，２月寫成五幕劇《虎符》，６月寫成五幕劇《高漸離》，９月寫成四幕劇《孔雀膽》，１９４３年４月寫成五幕劇《南冠草》；前后總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些劇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聶政、聶與俠累、韓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嬋娟與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與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與洪承疇，《高漸離》中的高漸離與秦始皇，《孔雀膽》中的段功與車力特穆爾等。在這些人物的劇烈沖突當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來侵略者、本國反動統(tǒng)治者和叛徒漢奸等形形色色丑類的本質(zhì)，無情地鞭撻了他們專橫兇殘、卑鄙無恥的靈魂；一方面深刻發(fā)掘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英雄義士的高風亮節(jié)，熱情地贊揚了他們愛國愛民、忠貞剛直的高尚品德。與黑暗反動勢力堅持進行頑強、不妥協(xié)的斗爭，是貫穿這些劇本的一個共同的基本精神。作者展示的這一幕幕歷史悲劇，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共鳴，大大鼓舞了人們堅持全民族團結抗日的斗爭意志，有力地抨擊了蔣介石集團的暴政，推動了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他早期的歷史劇增多了現(xiàn)實主義成分，卻又充分顯示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特色。譬如，作者對劇本所涉及的史料，一方面盡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歷史本質(zhì)的基礎上，根據(jù)藝術規(guī)律、劇情發(fā)展和創(chuàng)作意圖，結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地大膽進行構思，使全劇的結構，人物的刻畫，情節(jié)的演變，渾然自成一個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體生動，有顯著的戲劇效果。再譬如，在這些劇作中，作者結合情節(jié)的需要和氣氛的創(chuàng)造，插入相當數(shù)量的抒情詩和歌詞，由主人公朗誦，或由群眾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斕，使全劇充滿著濃郁的詩意。這也是過去一般歷史劇以及話劇所不曾有的風格。

《屈原》是郭沫若這時期歷史劇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這個劇本取材于戰(zhàn)國時代楚國愛國詩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懷王對秦外交上兩條路線的斗爭作為全劇情節(jié)線索，從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這個文學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現(xiàn)了為祖國和人民不畏暴虐，堅持斗爭的主題。

歷史劇固然是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史實的復寫，“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魯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文學見解、個人風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仍有所不同。有的歷史本身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以歷史真實做基礎卻更多個人的創(chuàng)造。兩種類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歷史劇和這時期其他創(chuàng)作者的歷史劇，大多屬于后一種。郭沫若創(chuàng)作歷史劇的動機，正是出于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郭沫若：《歷史·史劇·現(xiàn)實》）郭沫若正是持著這樣的歷史觀點，從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xiàn)實政治斗爭需要出發(fā)，以戰(zhàn)國時代聯(lián)合抗秦的故事作題材，創(chuàng)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劇作。劇中的歷史人物，往往已經(jīng)不完全同他們的“原型”一樣了。

劇中的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的典型。他心中時時系念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力主聯(lián)齊抗秦的外交路線，因為他早看透了秦國的野心，認為唯有聯(lián)合抗秦才能保國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沒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無恥的手段陷害他，橫加以“淫亂宮廷”之類的罪名。屈原把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看得遠遠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沖破一切思想束縛去進行英勇的斗爭�；栌箤�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壞了反侵略統(tǒng)一戰(zhàn)線，轉(zhuǎn)而依附秦國。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的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fā)出來。《雷電頌》，是屈原斗爭精神最突出的體現(xiàn)。而愛國愛民的深切感情，是詩人斗爭精神的源泉。

《屈原》劇中，還刻畫了兩個性格迥然相異的女性形象──嬋娟和南后。確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嬋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認為是屈原辭賦的象征，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彼�由衷地敬愛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當風云變幻、濁浪排天的時候，她那平日蘊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優(yōu)秀品德，真正突現(xiàn)出來。從她對變節(jié)投敵的宋玉的有力斥責，從她面對南后淫威所表現(xiàn)的堅定從容，特別是從她生命垂危時那番動人肺腑的傾訴，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竟與橘樹同風”的高尚靈魂，一個廣大人民道義精神的化身。這個形象對塑造屈原這個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與嬋娟相反，南后僅僅為了個人固寵求榮，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勢力，與秦國暗相勾結，陷害屈原這樣的忠良，禍國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無恥。當她的陰謀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徹底暴露了她冷酷殘忍的本性。南后這個形象的刻畫，對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襯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品德，益加鮮明突出。

劇中的宋玉，是作為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來塑造的。他虛偽自私、全無操持、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性格，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屈原，并同嬋娟形成鮮明對比。宋玉這個形象，對當時依附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文人，無疑是有力的鞭撻。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劇本的深刻主題得到充分表現(xiàn)。觀眾和讀者從這出歷史劇中會自然聯(lián)想到現(xiàn)實生活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軍所遭的殘殺，……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燃起他們心中的怒火，鼓舞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屈原》一劇中，穿插了相當數(shù)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它們是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劇情發(fā)展，人物刻畫，主題表達，都起著重要作用。這是劇本藝術上的一個特點。譬如，全劇以屈原朗誦《橘頌》開始，結合屈原對于《橘頌》內(nèi)容的闡發(fā)，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負。因此，屈原時時以橘樹的“內(nèi)容潔白”“植根深固”“秉性堅貞”自勵并勸勉青年，要他們“志趣堅定”，“心胸開闊”，氣度“從容”“至誠”，特別是要“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這與第二幕南后等策劃陰謀時所表現(xiàn)的自私偏狹、卑鄙陰險形成了強烈對比，為隨之而來的劇烈沖突做好了準備。嬋娟死后，《橘頌》再次出現(xiàn)，首尾呼應。它像是始終回響在一部交響樂中的主旋律，反復出現(xiàn)，以強調(diào)劇本的主題──“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再譬如《雷電頌》，則被安排在全劇高潮的波峰浪巔，由主人公屈原獨白。這不僅是刻畫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而且使劇本主題異常鮮明地突現(xiàn)出來。其他如屈原吟詠的《九章》《惜誦》譯句，有助于表現(xiàn)詩人蒙受奇恥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為有這些精彩豐富的詩歌，自然而和諧地穿插在劇本中，才使劇本充溢著濃郁的詩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關于《屈原》的創(chuàng)作意圖，郭沫若曾經(jīng)講過，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征我們當前的時代”，演出的實踐表明，作者的這個目的達到了。１９４２年春天，《屈原》開始在重慶上演，其反響之強烈，是以往歷史劇演出時所未曾出現(xiàn)過的，盡管《屈原》后來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演，但是《雷電頌》的聲音仍然回響在整個山城，常�？梢月牭饺罕姲l(fā)出“爆炸了吧……”的怒吼聲；“在當時起了顯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劇最輝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已形成獨特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同作者早期的歷史劇相比，它們不僅仍保持著鮮明的個性、濃厚的詩意、熾烈的熱情等一貫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實的現(xiàn)實基礎，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堅定的理想，可以鮮明地顯示出郭沫若歷史劇革命浪漫主義風格的這種發(fā)展和成熟。

（節(jié)選自《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第十三章第四節(jié)：《屈原》及其他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