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年夏天，蘇聯(lián)舉辦盛大的列夫·托爾斯泰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接到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的熱情邀請。同年九月，茨威格隨同奧地利作家代表團對蘇聯(lián)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他后來會議這次活動時說：“在眾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別興奮，也使我受益匪淺，那就是去新的俄國。”

俄羅斯，對于茨威格來說，遙遠而神秘。１９１４年，一次大戰(zhàn)爆發(fā)前夕，茨威格想寫一本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書。為此，他曾計劃出訪俄國，但是因為戰(zhàn)爭不得不放棄。十月革命后，肖伯納、威爾斯、巴比塞、紀德等西方作家先后去過俄國，之后他們又都相繼發(fā)表了對俄國或“熱情滿懷”或“失望沮喪”的文章。這更加劇了茨威格對俄國的好奇心。他渴望盡快地到那里去看一看，“用親眼目睹的事實來得出自己的印象”。另外，十月革命后，茨威格的書被介紹到俄國，高爾基還為他的俄文版全集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他寫的一本列夫·托爾斯泰傳在俄國也流傳甚廣。文學上的交流又強化了他對俄國的興趣。１９２８年的俄國之行終于實現(xiàn)了他多年的宿愿。

去俄國的途中，茨威格就開始陷入一種困惑之中。一方面，他處處“都可以感到一種意氣風發(fā)，充滿信心和自豪的情緒”，另一方面，和車廂里年輕人的接觸卻又使他感到“這些人們單純而又令人悲嘆，聰明而又尚缺教養(yǎng)”。而在俄國的十四天，他“有時贊賞，有時厭倦，有時歡欣，有時生氣，始終是一股介于冷與熱之間的交流電”。他置身于高漲的革命熱情和交織著的混亂、無序和狂躁之中。他看到當家做主的工人、農民要掌握文化知識的急迫，“還不怎么識字的馬車夫手里也拿著書，那僅僅是因為那是書，而書則意味著‘教育’，這是新的無產階級的光榮和義務”；成群的工人、士兵、農民，“懷著說不出的自豪”，“頗顯拘謹而又專心”地聽管理藝術品的工作人員講解倫勃朗和提香的繪畫，小學校里，１２歲小姑娘的課桌上放著黑格爾的著作和索列爾（法國哲學家，曾對列寧產生過影響）的書。茨威格感到“那種俄羅斯人煽動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覺地抓住了每一個人”，使他們都處于“難以抑制的興奮”中，他們對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性急”，甚至“拔苗助長”。茨威格看到，在俄國，時間在忙忙碌碌和毫無效率之中悄然流逝，官吏們忙于批條子，簽文件，而該辦的事情卻又都搞得雜亂無章。茨威格參加的在莫斯科大劇院召開的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百年誕辰盛大晚會原定六點開始，可一直拖到晚上九點半。茨威格做了“托爾斯泰與外國”的專題發(fā)言后，到深夜三點才疲憊不堪地離開會場，而會議還在熱烈地進行。茨威格真切地感到，在俄國“時間就這樣從一個人的手中白白流去，而且又顯得每一秒鐘都十分忙碌，東張西望，注目而視，無休止的討論，對什么事情都表現(xiàn)出某種熱情”，但是，卻缺少一種寧靜踏實的工作精神。所以，茨威格認為：“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狀態(tài)”或許已成為“一種俄羅斯式的國魂降臨到每個人身上”。１９２８年的俄國之行，使茨威格對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充滿了困惑和疑慮，所以歸國后，他沒有像眾多旅俄的歐美作家那樣，迅速對俄國現(xiàn)實作全面的評述、或者肯定革命，預言光明的未來，或者對一些社會問題深入論述，徹底否定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茨威格只是寫了一篇文字不長的《俄羅斯游記》，客觀地記敘了自己在俄國的零星感受，因為他覺得革命后的俄羅斯“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處于童稚期的革命政權還在發(fā)展、完善，過早地下結論是盲目的。盡管如此，俄國社會的巨變，人民激發(fā)起來的神秘熱情和無法遏止的沖動，都給對政治漠然的茨威格以終生難忘的記憶。

１４天的俄國之行，最讓茨威格動情的是訪問列夫·托爾斯泰故居。

托爾斯泰是茨威格“從心底深深熱愛”著的作家。托爾斯泰以其“非凡的人性和前所未聞的深厚情感”和他的“出類拔萃，超越了自身，超越了人類一切平庸”的偉大，令茨威格“折服”和“心醉神迷”。他把這種感情熔鑄在他著名的《三作家·托爾斯泰傳》中。出于對托爾斯泰晚年矛盾痛苦心境和離家出走最后抉擇的深刻理解，他為托爾斯泰未完成的帶有自我寫照性質的劇本《光在黑暗中發(fā)亮》補寫出著名的尾聲《逃向蒼天》，對托爾斯泰的晚年思想做了形象而準確的詮釋。

和俄國的躁動、夸飾相對，托爾斯泰故居給茨威格一種世外桃源般的寧靜和質樸。茨威格在他的《俄羅斯之行》中說：托爾斯泰在他那“言過其實的懺悔中總是宣稱他生活‘在享樂中’，住著一幢大公的房子”，而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托爾斯泰的故居竟是如此的普通，普通得近于簡陋。通往他家的鄉(xiāng)村大道是“深不可測的泥濘”，“一直陷到膝蓋”。他的家“只是一幢涂著白色的低矮的破房。還有他的小花園，位于森林中間，設備是簡單樸素的”。他的居室內“吱吱響的木制樓梯通向樓上房間，它們都鋪著白色的木制地板，地板的蠟涂得很粗糙；臥室里擺放著狹窄的鐵床，簡直就像軍用床一般，床上鋪著最簡樸的粗布被褥；餐廳里擺放的是便宜的油漆家具或在農村打制的物件，晚上只有煤油燈的微弱光亮，沒有一件值錢物品或真正的貴重物品，墻上掛著鑲有粗糙鏡框的褪色照片，書架上擺放著小冊子和幾乎未經(jīng)整理的書籍，寫字臺上雜亂無章地擺放著一臺愛迪生送給他的老式留聲機和一塊雕琢的石頭，這是他白天從俄羅斯教堂出來時，工廠的工人送給他的。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斯巴達式的儉樸，絲毫沒有追求舒適和生活富裕的跡象。在他的工作室里有一張防水布做的無靠背沙發(fā)，作為惟一休息的地方。它同時又是一張床，托爾斯泰和他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這張床上誕生的。然后是一副棋盤和一架鋼琴，這是惟一消遣和解除精神疲勞的標志”。看到這些近于貧寒的居室陳設，很難設想它的主人竟是一位家資豐厚的伯爵和世襲大貴族。托爾斯泰一生致力于貴族平民化人生道路的探求，他遠離城市的奢華，長期生活在鄉(xiāng)間，身穿農民的服裝，和農民一起在田間耕耘，收獲。他從最初的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長篇小說《哥薩克》《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到最后的長篇巨制《復活》，都藝術地再現(xiàn)了他這一人生探索的執(zhí)著熱情和痛苦的矛盾。他把貴族放棄窮奢極欲的生活，在平民化理想的追求中實現(xiàn)道德的自我更新，作為挽救貴族頹勢，解決社會問題的良策，無疑是不現(xiàn)實的。１９１０年１０月底，風燭殘年的托爾斯泰悄然離家，幾天之后，孤寂地死在偏僻的阿斯塔波沃夫火車站站長公務室內。這還是他無法掙脫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矛盾所帶來的痛苦的結果。盡管如此，他終生對平民化道路的探索卻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家居的簡單、粗陋就是他人生追求的真實再現(xiàn)。

更令茨威格難忘的是托爾斯泰的墓地。他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散文《世間最美的墳墓》來抒發(fā)自己的感想。他說：“我在俄國所見到的一切，再沒有比托爾斯泰的墳墓顯得更偉大，更使人感動的了”。托爾斯泰以他的資財和地位，榮譽和貢獻，比任何人都更有權來炫耀他的高貴、華美和高不可攀，然而他卻徹底掙脫了市俗的一切羈絆，義無反顧地去追尋人的本質的平凡�！巴耆�按照他的意愿”修建的墳墓，只是“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樹林之中”的“一個小小的矩形土丘”，它“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銘文”，只有一道“從來沒有封閉過”的“稀疏的柵欄”。它是如此的平凡和普通，“就像一個被偶然發(fā)現(xiàn)的流浪漢，或者像一個不知名的士兵”。托爾斯泰墓葬的自我選擇和設計，包孕了他對功名利祿、金錢、地位的徹底否定，以及他對平民化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貧w平凡，回歸大眾，回歸自然，這縈繞在墓地上的聲音，回蕩在茨威格的耳畔。和到死都不忘儕身于名人之列的莎士比亞、歌德、拿破侖相比，托爾斯泰質樸無華的墓地折射出他永不褪色的人性的魅力和光輝，“成為世界上給人印象最深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