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藤野的思念】

１９３５年日本巖波文庫中要出《魯迅選集》的時候，曾經(jīng)來問魯迅先生自己，選些什么文章好。魯迅先生回答：“一切隨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目的是在借此探聽藤野先生的一點消息。當這選集出版的第二年，譯者增田涉到上海來訪問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打聽藤野先生的情況，增田涉說沒有下落時，魯迅先生慨嘆地說，“藤野先生大概已經(jīng)不在世了吧？”

（摘自許欽文《語文課中魯迅作品的教學》）

【藤野先生對魯迅的回憶】

周君來的時候是中日戰(zhàn)爭之后，又過了相當?shù)哪陻?shù)，很可悲的是，當時日本人還罵中國人做豬頭三。在有這惡罵風氣的時候，所以同級生之中也有這樣的一群，動不動就對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看待。

我少年的時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姓野坂的先生教過漢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國的先賢，同時總存著應該看重中國人的心情，這在周君就以為是特別親切和難得了吧。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說里和友人之間把我當作恩師談著，我要是早讀到該有多好�。〖热凰�至死還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早通了音信，他本人也該多么喜歡啊!

（摘自藤野嚴九郎《謹憶周樹人君》）

（藤野先生的侄子藤野恒三郎說）４０年前，也就是魯迅逝世的那一年，有一位記者拿來了一張魯迅逝世時的照片給我叔父嚴九郎看。這時，我叔父才知道魯迅逝世的消息，當時，嚴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張照片舉過頭頂，然后提筆寫了“謹憶周樹人君”，由此可見，藤野嚴九郎對魯迅的敬慕之情多么深切!

（摘自《心隨東棹憶華年》，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報》）

【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經(jīng)歷】

１９０２年４月，去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積極參加反清愛國活動，在《自題小像》詩中發(fā)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１９０４年入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學醫(yī)。兩年后棄醫(yī)從文，想從改變國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１９０６年到東京開始文學活動。翻譯、介紹俄國、東歐和其他一些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并寫《人的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論文。

１９０８年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并加入光復會。

１９０９年８月，由日本回國……

（摘自《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手冊》）

【主題思想及其表現(xiàn)方法（顏雄）】

關(guān)于《藤野先生》的主題思想，近年來在教學和研究中論爭頗為熱烈。有說主要是以作者思想感情的演變?yōu)榫�索，愛國主義好比一條紅線貫穿全篇，主題不在寫藤野先生；有說主題思想即是藤野先生的優(yōu)秀品質(zhì)，表現(xiàn)作者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次要的；有的將此二者等同一律，認為主題思想既是歌頌藤野，又是記敘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歷程的。

任何作品的主題，都是和題材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并且寓于一定的題材之中的。《藤野先生》的題材，總起來說，就是作者留學仙臺期間的生活片斷，包括：初到仙臺的生活狀況；與藤野先生相識和先生幫助自己修改講義的情形；學習期間兩件難忘的事：試卷風波和“電影”事件，還有“惜別”等等。結(jié)論得從對作品的具體分析中引出來。且讓我們沿著作者的思路，看看文章寫了什么和怎樣寫的吧。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櫻花爛熳的上野公園里，看到的是一群胸無救國之志、反以標志著民族壓迫和封建統(tǒng)治的“辮子”為榮、渾渾噩噩的“大清”牌紈绔子弟的丑惡表演，留學生會館的門房，本來值得去買幾本書的，卻也被他們弄得一團糟！魯迅抱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志向渡海而來，沒料到東京竟也像南京那樣烏煙瘴氣。失望、痛苦、厭惡、忿懟和急切地要求學到本領(lǐng)以報效祖國的強烈愿望，種種萃于一身的復雜心緒，都包容在這感觸良多的一句話里面了。遠大的抱負與灰色的環(huán)境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不得不離此他去了。所以，“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yè)，我已經(jīng)決意要學醫(yī)了”。跟令人生厭的東京告別，一到仙臺，頗受了“優(yōu)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還有教職員為食宿操心；當然，更使他高興的，是從此“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了。就在這時，魯迅認識了解剖學教授藤野嚴九郎先生。

以上，寫的是與藤野相識之前，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與思想狀況。接著，便轉(zhuǎn)入記敘的重點：直接寫藤野了。

作者通過初見時藤野的相貌、穿著、聲調(diào)，尤其是為“我”添改筆記、修正血管畫圖和鼓勵“我”大膽解剖尸體等真切感人的細節(jié)描寫，正面贊頌了藤野先生樸實厚道、待人以誠、忠于學術(shù)、潛心研究等優(yōu)秀品質(zhì)和個性特征。藤野對“我”的關(guān)懷，表現(xiàn)出一位治學嚴謹?shù)膶W者和循循善誘的教師的特點，與前面所寫的以“物以希為貴”為出發(fā)點的職員們，形成一種對照。這之后，具體地敘寫了仙臺經(jīng)歷中兩件終生難忘的事件：試卷的風波和電影的教訓。這兩件事可以說是“穿插”的；但絕非與寫藤野“無關(guān)”。這里用受了狹隘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毒害和嫉妒心很重的部分日本青年，來反襯藤野先生的正直無私、心胸廣闊的品德，通過對比，藤野的形象顯得更高大了。時事影片事件的侮辱和刺激，從此“我的意見卻變化了”：毅然決然棄醫(yī)從文，這樣自然只好與藤野先生“惜別”了�！跋�別”這個細節(jié)，寫得格外婉切動人，學生的“慰安他的謊話”和先生的凄然的嘆息，以及接受邀約，贈送相片與臨別叮囑等等，有限的文辭之中蘊含著無限的深情！離開仙臺之后，仍然沒有離開寫藤野先生，不過改變了角度：寫先生對“我”的影響，寫“我”對先生的眷念，寫“我”從先生身上得到的啟示和汲取的“勇氣”和力量。──總之，寫了埋藏在“我”心中的“永久的紀念”。

可見，全文實如標題所示，自始至終是寫藤野先生的。歌頌和懷念藤野先生的優(yōu)秀品質(zhì)是全篇的中心內(nèi)容。全文依照與藤野相交的經(jīng)過記敘，自然地形成三大部分：結(jié)識藤野之前的情況，結(jié)識藤野之后的種種，與藤野惜別以后的懷念。文章是順著到仙臺之前、到仙臺之后、離別仙臺之后的時間次序記敘的。

然而，這篇作品在思想的容量上，比上面說的要豐富得多，它的主題思想也不止于對藤野個人的贊頌和懷念。如果我們進一步思索一下：藤野先生為什么能如此關(guān)懷愛護一個中國學生？是什么力量決定了魯迅與藤野之間如此深厚的情誼？形成這種情誼的根基是什么？為什么魯迅對藤野先生特別感激在心？我以為這是作品所告訴我們的更為深刻的內(nèi)容，是作品的主題開掘得更深之所在，自然也就成為我們理解作品的主題思想更需探究的地方。

作者在嚴謹?shù)慕Y(jié)構(gòu)和精練的文字里，偶或直接點明，更多是委婉透露：藤野對魯迅這個異域?qū)W生的特殊關(guān)懷和精心培育，是基于對他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情和尊重，或者不妨說，是魯迅的救國救民的抱負吸引了、感動了藤野先生。這在文章直接記敘藤野的那些細節(jié)里雖未大事鋪陳，可是，這個唯一的中國留學生發(fā)憤圖強的精神，表現(xiàn)在學習上的不用說了，就是生活上，比如睡覺不畏蚊蟲叮咬、吃飯能喝下難以下咽的芋梗湯的艱苦生活，作為老師的藤野，即便未曾目睹，也不會從不耳聞。事實上，魯迅逝世之后，藤野回憶起當年的學生時，就有這樣的印象：盡管他身在異鄉(xiāng)，卻不以為苦�？梢娝�是看到了這個青年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斗的志氣的。透過一些細節(jié)的含蓄的描寫，我們不是可以窺見藤野的思想了么？文章在記敘了與藤野的交往以后，更有一段明白地寫出了藤野先生的思想動機的話，便是：“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y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shù)，就是希望新的醫(yī)學傳到中國去。”這段精彩的議論是全篇的畫龍點睛之筆。作品的主題思想當然是通過全篇的敘述、描寫和議論各個方面表現(xiàn)出來的，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這段議論里；但是這里的議論卻是主題的升華，它將前面對于藤野先生品德的贊頌，作了更深入的開掘。作為學者的藤野，他的目光望著世界范圍內(nèi)的醫(yī)學，自己希望能為新醫(yī)學的發(fā)展貢獻力量（故說“大而言之”）�！盀閷W術(shù)”是他的全部思想行為的準則。他是從“為學術(shù)”的總目標出發(fā)來“為中國”的──“希望中國有新的醫(yī)學”。在他身上，“為中國”與“為學術(shù)”是一致的。這正是一個對來自“弱國”的學生抱著同情與尊重而又矢志于醫(yī)學事業(yè)的正直學者的偉大“性格”的最集中的表現(xiàn)。而魯迅去仙臺學醫(yī)，想用醫(yī)學來“為中國”圖富強，所以，“為中國”與“為學術(shù)”也是一致的�？傊�，“為中國”與“為學術(shù)”，既是藤野愛護魯迅的出發(fā)點，也是他們師生之間產(chǎn)生友誼的基礎。這六個字實在把藤野的思想品德和性格特點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了。藤野先生“最使我感激”的，說到底，正是感激他的“為中國”“為學術(shù)”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盡管先生善良的愿望只是出于科學救國論，而魯迅所持有的這種救國論在仙臺已經(jīng)被無情的現(xiàn)實所擊碎，因而棄醫(yī)從文，他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有了新的發(fā)展；盡管藤野對于魯迅中途輟學改變志愿并不很理解，但是，對于一位善良正直的日本學者來說，能如此同情和尊重一個“弱國”學生的抱負，并且持著同情的態(tài)度，實在是非�？少F的了。

如上所述，一面是愛國主義的抱負和志向，一面是對于這種愛國主義的同情與尊重。愛中國、“為中國”是溝通兩顆心的渠道，是維系兩人友情的紐帶，是作品的內(nèi)在線索（或者說主心骨）。全篇的基本內(nèi)容是記敘作者與藤野的師生情誼，贊頌藤野的崇高品德，作為貫穿全篇的內(nèi)在線索則是愛國主義──說完整些，是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和藤野對它的尊重。二者是明與暗，外在與內(nèi)在的關(guān)系，如此看來，寫愛國主義精神與寫藤野的品質(zhì)，非但不相對立，而且是相得益彰的了。這正是理解主題思想的關(guān)鍵。

總之，魯迅這篇關(guān)于留日生活的“回憶的記事”，以記敘藤野先生為中心內(nèi)容，以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為內(nèi)在線索，通過直接描寫和間接表現(xiàn)、正面記敘與反面襯托，深情地贊頌了藤野先生正直高尚的思想品德、嚴肅認真的科學態(tài)度和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特別是“為學術(shù)”“為中國”的偉大精神，以及他對作者自己的深刻影響。這篇文章，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是樸實無華的，它不依靠驚人的題材、離奇的故事和俏麗的語言，卻開掘了如此深刻的主題。古人論文有言：“惟造平淡難。”《藤野先生》可謂范例。

（摘自《〈藤野先生〉三題》）

【《藤野先生》教學難點試析（薛綏之柳尚彭）】

１、藤野嚴九郎其人其事：

藤野嚴九郎生于日本福井縣，世代為醫(yī)，藤野嚴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醫(yī)生。他生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日，９歲時父親亡故，由大哥二哥撫養(yǎng)。嚴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讀小學時，同時跟酒井藩校教師野坂先生學習過漢學。１８９２年４月，從福井學校中途退學，進入愛知醫(yī)學校，１８９６年１０月畢業(yè)，留校作解剖學教師奈良坂的助手。１８９７年５月，得到醫(yī)生開業(yè)證明書。同年７月后，在東京帝國大學醫(yī)學院學習解剖學一年。１９０１年１０月，藤野應聘到仙臺醫(yī)專任解剖學講師，其時藤野剛剛滿２７歲。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擔任一年級的解剖學理論，他還擔任二年級的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一年級的專業(yè)課只有解剖學，一年級的正副班主任大體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擔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圍很廣，據(jù)當時仙臺醫(yī)專規(guī)定，諸如學生的學習態(tài)度、學生的管理教導、出席情況、考試成績的統(tǒng)計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負責。

１９０４年７月６日，即大約魯迅到仙臺前兩個月，藤野由講師升為教授。

藤野生活樸素，當時教授上課，來回都坐人力車，而藤野則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離仙臺醫(yī)專有步行三五分鐘的距離。魯迅離開仙臺前曾到他家去過，他送給魯迅一張照片，背面寫上：“惜別藤野謹呈周君�！濒斞笧榱税参刻僖�，曾故意說：“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是有用的。”據(jù)說后來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說過：“周君是個好學生……但不是當醫(yī)生的人�？磥硎菫檠芯可�物學才學生理學和解剖學的。”恒三郎說，聽藤野先生的口氣，他是相信了魯迅分別時為安慰他而說的想學生物學的話。

１９１１年，東北帝國大學成立，１９１２年仙臺醫(yī)專并入，成為東北帝大醫(yī)學部，所有校舍、教職員、學生原班未動。１９１５年決定成立東北帝國大學醫(yī)科大學，藤野因?qū)W歷不夠，被迫于６月底提出“請求免職”，７月１日降為臨時講師，８月９日被解除講師職務。

藤野因生活關(guān)系，認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東京三井公司的慈善醫(yī)院就業(yè)。１９１９年回故鄉(xiāng)自立診所，１９４５年在福井逝世。

２、《藤野先生》的主題：

《藤野先生》的主題是什么，這兩年爭論頗多，大體有四種意見：

第一種：表現(xiàn)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第二種：主要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其次也贊揚了藤野先生。

第三種：懷念歌頌藤野先生。

第四種：主要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其次也寫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分歧點主要是：《藤野先生》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還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主張《藤野先生》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的，理由如下：第一，《藤野先生》寫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地點在廈門大學。魯迅原來準備在廈門工作兩年，結(jié)果只住了半年。他一方面堅持斗爭，一方面寫了《藤野先生》回憶散文，清理自己從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２６年２０多年來思想感情變化的軌跡，回顧了自己愛國思想的發(fā)展，以此來激勵自己，增強同反動勢力斗爭到底的信念。第二，全文按地點轉(zhuǎn)移，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諷刺的筆調(diào)，痛斥了在日本東京的清國留學生的腐敗狀況，表現(xiàn)了青年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第二部分，作者回憶了自己在仙臺醫(yī)專與藤野先生的交往，著重追述了自己棄醫(yī)從文的原因，充分表達了青年魯迅熱愛祖國、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可貴精神。第三部分，寫魯迅懷念藤野，藤野不僅沒有民族偏見，給了魯迅無限的溫暖和極大鼓舞，而且藤野的思想與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完全是相通的。第三，魯迅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高潮中回頭總結(jié)自己２０年前棄醫(yī)從文，走上革命道路的戰(zhàn)斗歷程，本身就是對洋務派、改良派、復古派“科學救國”濫調(diào)的批判。如果說寫作者的愛國精神是次要的，既不符合作品的內(nèi)容，也降低了寫作此文的戰(zhàn)斗意義。

主張《藤野先生》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的，理由如下：第一，這篇散文的標題是“藤野先生”，一般說，文章的標題是作者對全文思想內(nèi)容最鮮明和最精練的概括。這篇散文抒寫的中心應該是藤野先生，文章的主題，自然應該是和藤野先生有直接關(guān)系的，而不可能抒寫的中心是藤野先生，要表達的主題卻是“我”的某種思想。在文章的結(jié)尾部分魯迅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魯迅寫《藤野先生》，正是為了寄托自己對具有“偉大的”性格的藤野先生深沉的懷念。第二，從整篇文章的結(jié)構(gòu)看，是圍繞藤野先生這個中心來組織材料的。開首寫作者對一些專事享樂的“清國留學生”的不滿，正是這種不滿，促使魯迅離開東京去仙臺，因而有機會結(jié)識藤野先生。接下去寫仙臺生活，寫藤野先生，寫泄漏試題的流言，當然與藤野先生有關(guān)。寫看幻燈片后終止學醫(yī)，是交代離開仙臺的原委。后面幾段是寫和藤野先生的分離及分離后對藤野先生的懷念�？傊�，這篇文章不是“以魯迅的思想變化為線索”，也很難說是“作者回憶藤野先生，只是為了清理自己從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來思想感情變化的軌跡，明確自己是如何生活、戰(zhàn)斗過來的�！�

我們是主張《藤野先生》的主題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的。從作品的效果看，這篇作品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的容貌和言行，是藤野先生的性格和品德。魯迅所以建議增田涉把《藤野先生》譯出編入《魯迅選集》，也是因為這篇散文懷念歌頌了藤野先生，而不是因為它寫了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

３、魯迅在仙臺的生活和學習：

仙臺在本州東北部，宮城縣首府，臨太平洋仙臺灣。１８８９年設市，１９０５年魯迅在仙臺讀書時，仙臺市有１０萬人口。當時市區(qū)還遺留著樹木蔥郁的武士宅第，又沒有工廠的煤煙，因此，被稱為綠樹成蔭的城市。魯迅初到仙臺，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說，是“住在監(jiān)獄旁邊一個客店里”，離仙臺醫(yī)專約有１０分鐘的路程。魯迅住的客店圍有矮矮的扁柏籬笆，是木板屋頂?shù)膬蓪訕欠�，樓上是公寓和旅店，魯迅就住在樓上。樓下一部分租給別人“包辦囚人的飯食”。魯迅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頗冷，晌午較溫，其風景尚佳，而下宿則大劣�！�…人嘩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則例為魚耳。”大約在１９０４年１１月，魯迅又“搬到別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講：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勸告。據(jù)《魯迅在仙臺的記錄》一書引用魯迅的班級代表鈴木逸太推測，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魯迅這個班級的副級主任，管理學生的生活及學習。藤野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５日寫給魯迅當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談到他對魯迅的照顧：“與同學之交際，公寓生活之處理……等，皆盡可能設法為之提供了方便�！钡诙�，在新公寓里，有幾個仙臺醫(yī)專學生與魯迅同住，其中有兩個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證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經(jīng)營者宮川信哉有聯(lián)系。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濒斞杆�以在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從全文布局看，是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邊那一段對藤野先生的描寫，給人的印象就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鮮明突出。兩個“幾次三番”，寫出了藤野先生對魯迅生活的殷切關(guān)懷。

仙臺醫(yī)專１９０４年規(guī)定，采用三學期制（一年里有三學期）。１９０６年９月以后采用兩學期制，魯迅在仙臺醫(yī)專讀書期間，正是學校采用三學期制的時候。

１９０４年９月１２日，魯迅入仙臺醫(yī)專學習。敷波重次郎是魯迅這個年級的年級長，即班主任。第一學年敷波教解剖學理論，第一學期每周五節(jié)，第二三學期每周各四節(jié)。另一位教解剖學理論的是藤野，第一學年第三學期中每周授課四節(jié)。魯迅在《藤野先生》中說，“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嚴九郎。

一年級的重點是基礎課和理論課，第一二學期的基礎課化學、物理學、獨逸學、倫理學、體操等，占全課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學理論，每周有八至九小時，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zhàn)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作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边@件事在《吶喊·自序》中也提到。

這里提到的電影，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幻燈，日本的魯迅研究者，把這一事件稱為幻燈事件。

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后，各地興起觀看戰(zhàn)爭幻燈的風氣。當時當?shù)貓蠹埥?jīng)常報導仙臺市及宮城縣所屬各地舉辦幻燈會的事，當時學校放映幻燈，受到文部省的獎勵。

中川教授給魯迅這一年級講細菌學，從１９０６年１月開始，其時日俄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jié)束。據(jù)魯迅同班同學鈴木談：“幻燈的解說由中川教授親自進行，也許有中國人被日本軍殺死的場面，學生大體卻是靜靜地看著。后來才聽說這件事成了周樹人退學的理由，當時周樹人卻沒有說過這件事。”

４、難句試析：

⑴使我很為難：

魯迅在談到藤野先生擔任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的時候，曾說：“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關(guān)于“使我很為難”，目前有三種解釋：

第一種，認為是魯迅因中國有這種落后野蠻的習俗被外國人知道而感到難為情，由此表現(xiàn)了魯迅的愛國主義思想。

這種觀點顯然站不住腳，因為魯迅１９２５年寫的《燈下漫筆》中明確表示：“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奉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可見魯迅絕不會因為藤野先生問到裹足一事而感到難為情。

第二種，認為主要是由于沒有見過到底“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所以說不具體和清楚而感到“為難”，以自己的“為難”襯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學、重視調(diào)查的可貴精神。

第三種，認為這句話表現(xiàn)了魯迅對舊中國弊病的深惡痛絕。許壽裳曾回憶，魯迅學醫(yī)，還有一個愿望，就是：“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腳，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的模樣。后來，實地經(jīng)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想。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于斷念絕望，使他對于纏足女子的同情特別來得大，更由絕望而憤怒，痛恨起宋以后歷代摧殘女子者的無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寫到小腳都是字中含淚的�！睆倪@一點出發(fā)，魯迅回答藤野先生的問題，不是因不具體不清楚而“為難”，而是以沉痛而又復雜的心情具體回答了藤野先生提出的問題。藤野的嘆息，表示他對中國纏足女子的深切關(guān)注和無限同情。

我們以為第二種和第三種意見都可以“言之成理”，第三種意見似更符合原文含義，不過要作一點補充，即“為難”似可解釋為“難過”，魯迅因藤野問及此事，又已經(jīng)知道對已纏足的女子無能為力，因而有難過的感覺。

⑵嗚呼，無法可想：

魯迅寫到日本同學看到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槍斃的幻燈照片之后，歡呼“萬歲”，而魯迅卻感慨萬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魯迅用“嗚呼，無法可想”這一感慨，來說明中國群眾的愚昧和落后，說明長期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思想統(tǒng)治所造成的后果多么嚴重。也說明，經(jīng)過２０年的觀察和實踐，僅僅用文藝來啟發(fā)人民的覺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魯迅已持懷疑和否定態(tài)度。但是他在仙臺學醫(yī)時卻不同，年青單純，愛國心切，聽到日本同學為中國人作偵探被槍斃而歡呼“萬歲”，“特別聽得刺耳”，而且因此覺得學醫(yī)不是首要任務，正像后來在《吶喊·自序》中說的：“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濒斞高@一段話，和《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可以互相印證。

⑶關(guān)于“日暮里”的各種解釋：

《藤野先生》中有這樣幾句話：“我就往仙臺的醫(y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fā)，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這名目�！�

這兩年報刊發(fā)表了不少關(guān)于“日暮里”的文章，略舉如下：

其一：“日暮里”是從東京去仙臺的一個火車站，這個站名其所以給魯迅深刻的印象，是因為這個站名同日本在甲午之戰(zhàn)打敗清朝、在日俄戰(zhàn)爭中打敗沙俄后的軍國主義氣焰，很不協(xié)調(diào)。日本是一個戰(zhàn)勝國，而這個地名卻叫“日暮里”，所以給人以難忘的印象。再從受欺凌的清朝看，甲午海戰(zhàn)吃虧的固然是中國，就是日俄戰(zhàn)爭，因為戰(zhàn)場在我國東北，倒霉的也是中國。魯迅作為一個“弱國”的留學生，就受到那些深中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本學生的歧視，并在時事畫片中深受刺激。離開仙臺以后的20年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更是日甚一日。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作為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zhàn)士，當然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本盡管是所謂強國，是“列強”之一，但是在日本卻看到過“日暮里”這樣的地名，這不能不使青年魯迅產(chǎn)生預感，軍國主義的日本總有一天要沒落，像日落西山那樣吧，這應該是魯迅記得“日暮里”“這名目”的主要原因。

其二：不同意把“日暮里”的“日暮”二字理解成“日本國的沒落”，并把這種理解加在魯迅身上。理由是魯迅反對從名稱上判吉兇。他曾批評過北京市民把“繩匠胡同”改稱“丞相胡同”之類事情的無聊。這種意見認為“日暮里”的“日”，不看作同日本的“日”雙關(guān)，應當作“天日”“時日”理解，就是黃昏、傍晚、天色暗淡，就是“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的日暮。魯迅看到“日暮里”地名的心情，不是對異邦日本將來的國運產(chǎn)生什么預感，而是聯(lián)系故國當時的處境，很自然地興起一種“日暮途窮”之感。當時中國國運衰敗沒落，正像“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何況魯迅赴仙臺求學之前，在東京書贈好友許壽裳的《自題小像》詩中，已經(jīng)表達了“風雨如磐暗故園”的憂國傷時的心情。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在途中看到“日暮里”這個地方，很自然會產(chǎn)生憂念祖國“風雨如晦”之感。這同想到水戶這個地方，心中就升起對朱舜水這位愛國者的敬慕之情是一致的。魯迅對日暮里和水戶懷有深刻的印象的原因都出之于他的愛國主義思想。

其三：當時，魯迅告別摯友，遠離較熟悉的東京，只身去異域的一個偏僻小城，途中見到的第一個驛站之名“日暮里”時，興起“滿目蕭然”“去國懷鄉(xiāng)”的覽物之情，即“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的感觸與深情，以至相隔２０多年后在廈門島上回憶起當時情景時，“還記得這名目”。

魯迅１９０２年到東京不久曾有照片三張寄家人，其中一張后有“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游子”“走五千余里之郵筒”這些詞語；到仙臺不久在給友人蔣抑卮的信中又有“形不吊影，彌覺無聊”之感，和“遙思吾鄉(xiāng)，想亦久作秋氣”之念。又１９００年作《別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有“日暮新愁分外加”句�！�…魯迅在日本時，的確時時有對祖國“風雨如晦”的憂念，……而懷念祖國的親人和家鄉(xiāng)，也是愛國主義思想感情的內(nèi)容和方面之一。不必作因見“日暮”之名而有祖國“日暮途窮”之憂的那樣的引申了。

我們查閱了一下日本有關(guān)材料，提出以下解釋：

日暮里原是東京府北豐島郡的一個町（相當于我們的鎮(zhèn)），東京擴大后，劃入市區(qū)，現(xiàn)是荒川區(qū)的一個町。在市中心的北方，開往東北的火車經(jīng)過此處。據(jù)許壽裳回憶，魯迅往來東京仙臺都坐夜車，“一夜就到”。又據(jù)《魯迅在仙臺的記錄》記載，當時仙臺至上野（東京的一個主要車站），行車約１２小時。那么，魯迅從上野搭車，路過日暮里，很可能恰是日暮時分，看到站牌，觸景生情，留下了經(jīng)久不滅的烙印吧。

其實這個很有詩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改的，此地原名新堀，即新渠的意思，《新編武藏》一書說，小田原北條的家臣遠山的庭園里，新挖了一條渠，因此，這一帶就以此命名為新堀。當時這里設新堀村，只有６３戶人家。到了江戶中期，新堀這個土氣的名字才被改為讀音相近的日暮里（新堀讀作ニヒボソ，日暮里讀作ニツボソ），這正如同北京的狗尾巴胡同被改為高義伯胡同一樣。在日本，漢字一般都有音讀和訓讀兩種讀音，日暮里三字，音讀時是落日余暉中的鄉(xiāng)里，很富詩意。訓讀時（ヒグラシノサト）卻是度過歲月的故里，帶有實務意味了�，F(xiàn)在，這個地名就兼有音訓兩讀。

日暮里在文字資料中最早見之于享保十八（１７３３）年林信充所著的《武州日暮里諏訪凈光寺八景詩歌》。寶歷、明和年間，在《江戶名勝》《江戶名勝二十四景》中，日暮里也都作為一景載入，描繪了這一帶的道灌山、凈光寺的山林和古跡。

在行政區(qū)劃上，明治十一（１８７８）年新堀村開始改為日暮里村，大正二（１９１３）年改為日暮里町。日暮里車站是明治三十七（１９０４）年開始營業(yè)的，魯迅乘車路過時，這里還是剛剛設置的新站。

【《藤野先生》析疑（節(jié)選）（邱文治）】

１、本文開頭兩段為什么要描寫東京中國留學生生活？

作者在本文開頭兩段中，以極其厭惡的情緒和辛辣諷刺的筆觸，描寫了東京中國留學生渾渾噩噩、糜爛庸俗的生活。他們白天迷戀櫻花，并把象征種族壓迫的辮子弄成各種花樣，不以為丑，反以為美；晚上則學跳舞，震得地板咚咚地響，造成“滿房煙塵斗亂”。通過這些描寫，清楚地表現(xiàn)這批“清國留學生”到日本留學的目的。他們是屬于“速成班”，根本不想學什么本領(lǐng)，純粹為了鍍金，回國后可以求得一官半職。這種人的生活態(tài)度與魯迅正好相反。魯迅到日本留學，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革命真理，他以“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表示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熱血獻給祖國的解放事業(yè)。而在本文中，也正是表現(xiàn)了他強烈的愛國熱忱，文中刻畫藤野先生關(guān)心中國命運的可貴精神，感謝他對自己的教誨與激勵，這也是和作者愛國主義思想一致的，所以本文開頭描寫東京中國留學生這種腐朽糜爛的生活，正是反襯出一個愛國志士憂國憂民的悲憤。這兩段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屬于游離成分，實際上是緊扣主題思想的，這也正好體現(xiàn)了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特點。

２、“日暮里”和“水戶”這兩個地方為什么給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魯迅在弘文學院畢業(yè)后，于１９０４年８月底由東京到日本東北部的仙臺醫(yī)專學習。東京和仙臺相隔數(shù)百里，所經(jīng)的驛站很多，為什么“日暮里”和“水戶”這兩個站名給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二十余年后寫本文時還沒有忘卻呢？

關(guān)于“日暮里”，顧名思義，含有“日暮途窮”的意思。處在異國他鄉(xiāng)的魯迅，路過此地，必然聯(lián)想到正處在“風雨如磐”中的祖國，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魯迅回國后，國家仍受宰割，人民依然遭殃，他曾在《彷徨》的扉頁上題了屈原《離騷》中“日忽忽其將暮”的詩句，表示了對祖國前途的十分關(guān)切，因此在寫本文時，很自然地又想起“日暮里”這一地名。

至于“水戶”，是明末遺民朱舜水客死的地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不肯為清政府效勞，去日本講學，力圖復明，百折不撓，“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以致老死異國。魯迅對他很敬仰。后來，魯迅有一次去東京，特意在水戶下車，瞻仰了朱舜水的遺跡，弄得幾乎付不出店錢。由此可見，魯迅對水戶的地名有深刻的印象，是他具有強烈的反對滿清統(tǒng)治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表現(xiàn)。

３、如何理解“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這段話？

對于“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這段話如何理解，目前意見尚不統(tǒng)一。有的認為魯迅在仙臺受到特別的照顧，表現(xiàn)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有的則相反，以“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為據(jù)，說明仙臺醫(yī)專職員的“操心”是虛偽的；有的則以“物以希為貴”這句話引申為魯迅孤寂之感的表現(xiàn)。我們認為，這些意見各有偏頗，與文章原意不符。

文中主要談到作者在仙臺受到優(yōu)待和實際生活情況。所謂“優(yōu)待”，就是“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幾個職員”是指教務科的宮崎榮造和桑原壽等人，他們受學校領(lǐng)導之命，認為那個兼辦囚人飯食的客店讓魯迅住不合適，就叫魯迅搬到別一家。但是這種“優(yōu)待”，魯迅認為“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的緣故。這也是符合實情的。因為當時日本正在侵略中國，作為受侵略的“弱國的國民”，來到日本，往往受到歧視。魯迅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強烈的，他深以祖國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為恥，他絕不認為自己受到“優(yōu)待”，就是對中國人的尊重，所以他以北京的白菜到浙江尊為“膠菜”，福建野生的蘆薈到北京得到“龍舌蘭”的美名作比喻，說明自己所受到“優(yōu)待”，僅僅由于在仙臺醫(yī)專他是唯一的留學生，是“物以希為貴”罷了。就是在這樣的“優(yōu)待”下，魯迅的生活也是艱苦的。先是蚊子太多，沒有蚊帳，睡覺時“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后來“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但是，這種十分艱苦的生活條件，絲毫沒有動搖魯迅“科學救國”的意志。由此可見，魯迅把自己受到“優(yōu)待”當作“物以希為貴”和對艱苦生活的描述，都隱約地貫串一條愛國主義思想的線索。他身處異國，一舉一動，無不系念著風雨飄搖中的祖國，一情一感，無不閃耀著熾熱的愛國主義火花。

４、作者是怎樣具體描述藤野先生的可貴品質(zhì)的？

魯迅在仙臺醫(yī)專學習了兩年，接觸的老師很多，但給魯迅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受到鼓舞和激勵的是藤野先生。作者以敬佩的感情，按照時間順序，從各個側(cè)面具體展示了藤野先生的可貴品質(zhì)。

首先，作者描寫了藤野先生的外貌和首次講課的情況：他的臉“黑瘦”，“戴著眼鏡”，表明他經(jīng)常潛心研究；他“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居然概括地將這些書的內(nèi)容向?qū)W生講述，說明他的知識淵博；他“穿衣服太模胡”，有時竟忘了帶領(lǐng)結(jié)，“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幾乎被人疑心他是扒手，說明他因忙于教學而不修邊幅，具有艱苦樸素、平易可親的優(yōu)良品格。其次，作者描寫了他認真檢查“我”的講義的情況：他主動檢查自己抄錄的講義，囑咐“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而每一次都是認真批改，不但補上“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些都表現(xiàn)他誨人不倦和一絲不茍的教學態(tài)度。其三，描寫了關(guān)于解剖學的三次談話。第一次談話，是因魯迅所畫的解剖圖把下臂的血管“移了一點位置”，藤野先生就主動地、和藹地向魯迅指出錯誤，這表現(xiàn)他對魯迅的要求既嚴格又耐心。第二次談話是藤野先生說中國人“敬重鬼”，怕魯迅“不肯解剖尸體”，現(xiàn)在看到魯迅敢于解剖，“算是放心了”，這里從“擔心”到“放心”，說明他無微不至地關(guān)心來自異國的魯迅的學習。第三次談話是詢問中國女人纏足的情況。藤野先生雖然是從解剖學的角度了解女人纏足后足骨變化的情況，但他對中國這種野蠻的習俗絲毫沒有嘲弄的意思，而是“嘆息”地表示對中國婦女的同情。

作者在描寫藤野先生可貴品質(zhì)時，也寫出自己的心理活動。如寫藤野先生講課時，作者見到他使用的參考書有“翻刻中國譯本的”，就特別提到：“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yī)學，并不比中國早�！边@正是作者強烈民族自尊心的流露；在寫藤野先生認真檢查自己講義時，作者“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這里的“感激”和“自責”交織著作者對藤野先生的衷心欽佩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這樣就把藤野先生毫無民族偏見，真誠對待魯迅這樣的弱國國民，熱切關(guān)心魯迅學習的可貴品質(zhì)和魯迅的高度愛國主義熱忱交融在一起。

５、怎樣評價魯迅“棄醫(yī)從文”的思想轉(zhuǎn)變？

魯迅對自己到仙臺學醫(yī)的動機，曾在后來寫的《〈吶喊〉自序》中作過解釋，他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yè)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笨梢娝�是懷著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選擇醫(yī)學這一職業(yè)的。可是就在醫(yī)專學醫(yī)時，有一次看槍斃中國人的電影，說是由于“給俄國人做偵探”，而圍觀的“也是一群中國人”，這使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于是促進了魯迅“棄醫(yī)從文”的思想轉(zhuǎn)變。他“覺得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提倡文藝運動了�！�

看電影受刺激，固然是魯迅“棄醫(yī)從文”的直接原因，但不能理解為偶然的因素，如果我們分析當時的社會狀況，魯迅的思想轉(zhuǎn)變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這就是當時革命潮流推動了魯迅。遠在弘文學院學習時，他常和許壽裳探討如何改變“國民性”問題，考慮如何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當時，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日本東京集中了許多革命志士，孫中山也到日本進行革命活動。魯迅為這種革命熱潮所鼓舞，經(jīng)�！案皶�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魯迅在仙臺醫(yī)專學習時，曾給友人蔣抑卮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樹人到仙臺后，離中國主人翁頗遙遠，所恨尚有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增感喟�！北憩F(xiàn)了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guān)心。信中還說：“校中功課，只求記憶，不須思索，修習未久，腦力困頓，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這些都透露出他急于投入革命浪潮的信息。所以魯迅的“棄醫(yī)從文”，不單純是看電影受刺激，更主要是他順應當時中國革命潮流的表現(xiàn)。

６、怎樣理解“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這句話？

魯迅在文中寫道：“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酒醉似的喝采”原來是指日本學生在影片中看到槍斃中國“犯人”時興高采烈的表現(xiàn)，他們拍掌歡呼“萬歲”，使魯迅感到“特別刺耳”。魯迅回國后，看到一些閑人圍觀反動統(tǒng)治者屠殺革命人民時，也像日本人一樣在“喝采”，說明這些閑人的精神已經(jīng)麻木到令人震驚的程度。所以這句話表現(xiàn)了作者極其沉痛的情感。

魯迅曾寫了一系列文章批判這些精神麻木的閑人，他在小說《藥》中以厭惡的情緒描寫閑漢們觀看屠殺革命者的丑態(tài)：“頸部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痹凇栋ⅲ颜齻鳌分校�他寫阿Ｑ夸耀自己在城里看到殺革命者時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而后來阿Ｑ自己被當作搶犯示眾槍斃時，吳媽也擠在人叢中看，觀看的人發(fā)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好！！！”在《示眾》里，魯迅全文刻畫示眾場面，對圍觀的群眾予以辛辣的諷刺。在《娜拉走后怎樣》里沉痛地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對于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zhàn)斗�！痹谏⑽脑姟稄统稹芳啊稄统穑ㄆ涠�）》中以憤激的筆觸，批判了賞玩“他人的苦”的那些閑人。魯迅前期這種思想，一方面表現(xiàn)他對人民群眾的革命性估計不足，另一方面也和魯迅希望用文藝的武器來改變“國民性”的創(chuàng)作指導思想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