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２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像片。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畢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后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英俊，年輕時意氣風發(fā)的神態(tài)，在這張像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父親１９２３年秋入斯坦福大學，１９２４年得學士學位后轉入芝加哥大學讀研究院。１９２８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后乘船回國，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于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后我們?nèi)�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為廈門大學數(shù)學系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里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三千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學過曳《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在廈門，父親用大球、小球進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文化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并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歷史朝代的順育、干支順序、八卦等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１６子，多年以后漸漸退為９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時故里“真?zhèn)鳌薄Ｒ恢钡剑保梗叮材暝谌諆?nèi)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７子。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于１９２９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１９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３０年代向南方擴建后，我們家的門牌改為１１號。我們在清華園里一共住了八年，從１９２９年到搞戰(zhàn)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對中斬社會十分動蕩，內(nèi)憂外惠，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墻里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huán)境里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里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jīng)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jīng)研究過。這是我在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一本小書《讀書教學四十年》中寫的我童年的情況。里面所提到的“在園里到處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園附近。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著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后，有一大段路，左邊是農(nóng)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我九、十歲的時候，父親已經(jīng)知道我學數(shù)學的能力很強。到了１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叵肫饋恚�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shù)學書籍，我常常翻看。

１９３７年抗戰(zhàn)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后，我們漢口、香港、海防、河內(nèi)，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于１９３８年秋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lián)俁大學。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３９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shù)學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與ETB的《MM》給我看。他和我討論、不同的無限大等觀念。這些都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書中我這樣寫道：我的物理學界同事們大多對數(shù)學采取功利主義的態(tài)度。也許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較為欣賞數(shù)學。我欣賞數(shù)學家的價值觀，我贊美數(shù)學的優(yōu)美和力量：它有戰(zhàn)術上的機巧與靈活，又有戰(zhàn)略上的雄才遠慮。而且，奇跡的奇跡，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

父親雖然給我介紹了數(shù)學的精神，卻不贊成我念數(shù)學。他認為數(shù)學不夠實用。

１９３８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系。后來為準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在物理，發(fā)現(xiàn)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lián)大物理系。

抗戰(zhàn)八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我還記得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留學的細節(jié)：清早父親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的公工段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zhèn)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進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zhèn)定。話別后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向分鐘后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fā)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fā)現(xiàn)父親原來還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fā)已顯斑白�？匆娝麧M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崩發(fā)，不能自已。

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４５年這十七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了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yǎng)育”之恩�，F(xiàn)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１９４６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爺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shù)學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員，１９４９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心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１９４９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么多年他為什么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氣，說了一些稱贊我的學業(yè)的話，然后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經(jīng)約們能干多了，哪里用得著我來幫忙！”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５年我在昆明聯(lián)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并不熟識。后來在普林斯頓唯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５０年代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親對我１９４７年來美國后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fā)生興趣。１９５７年１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恒的理論以后，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１９５７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當時唯一的孩子光諾（那時６歲）去日內(nèi)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nèi)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tǒng)戰(zhàn)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jīng)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yī)院，于７月初飛抵日內(nèi)瓦，到達以后又立刻住入醫(yī)院。醫(yī)生檢查數(shù)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我們那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會跑來說：“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藍色。）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逐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父親對著鏡子梳頭發(fā)，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致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

１９６０年夏及１９６２年百般，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nèi)瓦團聚。致禮、光宇（我們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父親三次來日內(nèi)瓦，尤其后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tǒng)戰(zhàn)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愿望�？墒撬�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和父親、母親在日內(nèi)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１９６２年我們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制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制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么好？”

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后腿，給兒子的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１９７１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二十六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頃甸東飛，進入云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y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面是１９６４年底有香港，那時他６８歲，還很健康。六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他當然十分激動。１９７２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y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５月１２日清晨父親長辭人工。享年７７歲。６歲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個大家庭里在。每年舊歷新年正廳門口都要換上新地春聯(lián)。上聯(lián)是“忠厚傳家”，下聯(lián)是“詩書繼世”。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另外他喜歡他的名字楊克純中的“純”字，也極喜歡朋友間的信”與“義”。父親去世以后，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很小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時感覺循環(huán)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里循環(huán)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我于１９６４年春天入美國籍，差不多２０年以后我在論文集中這樣寫道：從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６４年，我在美國已經(jīng)生活了１９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時光。然而，決定申請入美國籍并不容易。對一個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成長的人，作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稱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難以戽鄧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父親在１９７３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shù)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于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清晨零時，我有幸在香港會議展鑒中心參加了回歸盛典�？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起來，不愿做奴錄的人們”的音樂專用中冉冉上升，想到父親如果能目睹這歷史性的，象征中華民族復興的儀式，一定比我還要激動。他出生于１８９６年──１０１年前，馬關條約，庚子賠款的年代，在殘破貧窮，被列強欺侮，實持上已被瓜他了祖國。他們那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專橫忍受了二十一條款，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說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國后嘗了種族歧視的滋味，他們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來的富強的祖國，能看到“大英帝國”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國國旗驕傲地向世界宣稱：這是中國的土地。這一天，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正是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一天。

父親對這一天的終會到來始終是樂觀的�？墒侵钡剑保梗罚衬耆ナ赖臅r候，他卻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躬逢這一天的歷史性的盛典。否則他恐怕會改吟陸放翁的名句吧：國恥盡雪歡慶日，家祭毋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