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價值連城，獻玉的卞和卻為此付出了自己雙腿的代價和一生的時間。這個古老而又血腥的故事，除了記述那個時代管理體系的殘暴之外，也反映出當時社會評價體系的嚴重缺陷，而這種缺陷至今仍存在于我們今天的生活中。

故事出自《韓非子·和氏》：楚人卞和在楚山采到一塊玉璞，他獻給楚厲王，厲王命玉人（鑒定玉石的官方或權威人士）鑒別并評判其價值，玉人稱其為石，厲王以欺詐罪砍去卞和左足；厲王死后，武王繼位，卞和又將玉璞獻給武王，武王再讓玉人鑒別并評判其價值，玉人又稱其為石，武王又以欺詐罪砍去卞和右足。武王死后，文王繼位，卞和這次沒有直接向文王獻玉璞，而是抱著玉璞在楚山下痛哭三天三夜，以致淚盡而血出；文王派人去問卞和：“天下遭到刖刑的人很多，你有什么理由如此悲傷？”卞和回答道：“我不是因為遭到刖刑而悲傷，我傷心的是寶玉被稱之為石，誠實的人被稱之為騙子，這才是真正讓我悲傷的原因��！”于是，文王便命令玉人剝離掉玉璞上的雜石，里面果然是寶玉；為了表彰卞和獻玉之功，便命名其為“和氏之璧”。

對于日理萬機的一國之主來說，把判斷玉和石之類的事情交給玉人這樣的主管官員或學術權威，并充分地信任他們，應當說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但是，作為一國之主（也適用于所有的領導者或管理者）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是在用別人的判斷來代替自己的判斷，而這樣做是有風險的。具體到卞和獻玉的悲劇，由于厲王、武王一味地相信玉人對玉璞的評價，以致作出傷害誠實國民肉體和感情的雙重處罰；究其原因，則在于厲王、武王缺少對玉人工作的有效考察和監(jiān)督，而這又涉及到相應的管理體制是否健全并運行良好，以及厲王、武王本人也存在著不稱職的問題（德力不夠、能力不夠、精力不夠或德力能力精力都用到吃喝玩樂、歪門邪道上去了）。

對于玉人這樣的主管官員和學術權威來說，正確地判斷玉和石應當是他們的基本功，或者說這是他們擔當此職務的必備條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工作就不會出現(xiàn)差錯或失誤。導致其犯錯誤的原因很多，一是遇到了復雜的情況（即超出其學識）而又固執(zhí)地堅持己見（通常是為了保全其面子和地位）以致判斷失誤，二是玩忽職守糊弄事，三是原本無相應專業(yè)知識而為了牟利才混入官場或學場（即學術圈子）的，四是出于其他的不可公之于世的原因而有意作出錯誤或不公正的價值評判來，五是其他各種偶然的因素。

對于卞和這樣的獻寶者（筆者這里泛指各行各業(yè)當事人自己認為有重要價值并要求官方或社會進行價值評判的東西，并不一定涉及到該東西的產權轉移）來說，除了要增強一些自我保護意識之外，也應當有權利要求國家和社會建立一套完整的、公正的、高效的價值評判體系和制度。當然，我們今天不能要求卞和具有這樣的民主素質；對比之下，今天的獻寶者一般來說也不會再有卞和那樣的風險和不幸了。

但是今天的獻寶者仍然有許多苦惱和不幸，其原因除了不斷會遇到類似厲王武王這樣的頭頭腦腦以及類似玉人這樣的官員權威之外，還涉及到許多新情況。例如，獻寶者可能會遇到無處獻寶和找不到評判者的問題，而今天的“玉人”們則常常有意或無奈地采用不予評判的策略。據(jù)說，陳景潤在哥德巴赫猜想數(shù)學難題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后，我國各地的數(shù)學愛好者紛紛將自己的有關論文寄往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等部門，他們的論文被裝入好幾個大麻袋中，似乎從此再也無人問津。

在未經(jīng)對大麻袋里的所有論文進行評價之前，當然缺少依據(jù)說這里裝的都是石頭而沒有和氏璧。那么為什么沒有人對其進行評價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在信息量迅速增加的今天，對某一類事物實施價值評判所需的社會成本也在迅速增加；當該類事物的潛在價值不被現(xiàn)代“玉人”及其上司看好時，他們是不會啟動評價體系的運作的。不過，簡單地粗暴地把來自全國的辛辛苦苦撰寫成的論文裝入大麻袋中，絕對不是一種尊重獻寶者的態(tài)度，也不是一種明智的工作方法；其實只需要花一點點費用，就可以把全國各地眾多的哥德巴赫猜想數(shù)學愛好者聯(lián)絡起來，由他們自己去對如此眾多的論文進行交流與評判，如果真的有“和氏璧”相信是不會被埋沒的，而那些冒充或誤以為是和氏璧的石頭也會被一一剔除。

事實上，獻寶者往往也是創(chuàng)新者；如果說自由的天才是創(chuàng)新的源泉，那么良好的社會價值評判體系則是創(chuàng)新的助產士。與此同時，獻寶者常常也是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如果說辛勤的耕耘者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基礎，那么良好的社會價值評判體系則是形成財富的關鍵。因此，呼喚創(chuàng)新，就應當營造一個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社會環(huán)境，而良好的價值評判體系乃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否則無數(shù)的“和氏璧”將繼續(xù)被當成石頭，卞和的悲劇亦將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