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蘇洵非議荊軻之行曰：“始速禍焉”。南宋鮑彪為《戰(zhàn)國策》作注說：“軻不足道也�！敝祆湔J(rèn)為“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但肯定荊軻的人更多，第一個是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結(jié)尾說：“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左思的《詠荊軻》稱頌他“雖無壯士節(jié)，與世亦殊倫”，“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陶潛說他“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近代龔自珍贊揚(yáng)他“江湖俠骨”。評者大都認(rèn)為，荊軻雖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難以挽狂瀾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國的統(tǒng)一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但他不畏強(qiáng)暴，不怕犧牲，在國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艱險的精神和氣概還是值得稱道的。劉伯承將軍挽葉挺詩“勒馬黃河悲壯士，揮戈易水哭將軍”，未嘗不含褒荊軻之意。當(dāng)年唐雎當(dāng)廷怒斥秦王時曾經(jīng)說：“夫?qū)ＶT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fā)，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保ā稇�(zhàn)國策·魏策》）荊軻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專諸、聶政、要離的行刺純屬“士為知己者死”，而荊軻則基本上不是為一己之私而是為“國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