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與項羽爭雄華夏的性質(zhì)

在秦失其政、陳涉首難之后，逐鹿中原、爭雄華夏者，雖然確如司馬遷所言，是“豪杰蜂起，不可勝數(shù)”（《項羽本紀贊》），但真正舉足輕重，足以引人注目于當(dāng)代，發(fā)人深思于后世者，還是只有劉邦與項羽之間所展開的長達五年之久的角逐。

劉邦和項羽，這兩人所代表的兩大政治集團，雖然從總體上看，都屬于農(nóng)民起義隊伍，都為推翻秦王朝的暴政統(tǒng)治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就其首腦集團的組成、政治口號和行動綱領(lǐng)來說，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表現(xiàn)出各自鮮明的個性。讀《鴻門宴》不可不細味太史公為了“述往事，思來者”而“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的良苦用心。全面理解劉、項之間的明顯差異，對于我們深刻領(lǐng)悟《鴻門宴》所敘興壞之事，所存成敗之理，則顯得尤其重要。

撮要而言，在項羽一方，乃是以六國遺民為骨干。項氏家族，即因“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項羽祖父項燕即楚國名將，“為秦將王翦所戳者也”。項羽隨叔父項梁起事后，項梁即用范增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言為“從民所望”，實即以名門貴族之后為號召。雖能成功地利用六國貴族不甘心事秦的復(fù)仇心理，有助于壯大反秦的力量，但畢竟是置黎民百姓之“苦秦苛法”于度外，難免有“沽名釣譽”之嫌。他們的斗爭多以亡秦復(fù)國、雪秦滅六國之恥為目的，帶有明顯的復(fù)仇的性質(zhì)。在斗爭方式上，則一味以“力征”取勝，以致“所過之處，無不殘滅”，往往令飽受秦朝苛政之苦的黎民百姓大失所望。

在劉邦這一方，包括劉邦在內(nèi)的主要執(zhí)事者，如：以屠狗為事的樊噲，為沛獄掾的曹參，為沛主吏的肖何，等等，均系“出身細微”，也不曾投靠名門貴族之后。所以，在劉邦斬白蛇起義前后，不得不一方面直接以遷徙之徒、奴隸之民為依托，另一方面又多方借助于“天意”，以“諸珍怪當(dāng)貴”（《高祖本紀》）的奇異傳聞，大造了“王權(quán)下移”的輿論，乃是“王跡之興，起于閭巷”（《秦楚之際月表》），屬于比較“本色”的農(nóng)民起義軍。其斗爭的目標，則直接以為“天下苦秦久矣”的父老解危為宗旨。斗爭方式則多以寬厚仁愛之風(fēng)，給百姓吏民以撫慰，其“從民所望”之情，不僅見諸行動，而且恩及庶民，從而收到了以政治斗爭推動軍事斗爭之實效，往往能夠事半而功倍。

單就劉邦與項羽二人的思想性格來說，差異也很明顯。據(jù)《項羽本紀》載，在漢四年的成皋戰(zhàn)役中，當(dāng)兩軍對壘、相持未下時，項羽急欲挑戰(zhàn)，曾在壁上對劉邦發(fā)話：“天下匈匈數(shù)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zhàn)，決雌雄，毋苦天下之民父母為也�！眲�邦卻笑而答曰：“吾寧斗智，不能斗力�！边@段對話，堪稱司馬遷概括劉項角逐特點的“點睛”之筆：一個是以“斗力”見長，一個則以“斗智”取勝。這種思想性格上的巨大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兩個人物走向了不同的結(jié)局：熱衷于斗力者，“欲以力征經(jīng)營天下”，一味地“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最后是兵敗垓下還嘆“天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乃是至死不悟；擅長于斗智者，因為善于廣羅賢士名將、相時而動，不斷地壯大了自己的實力，終于“居馬上”而得了天下，又采納儒生陸賈的建議，以“文武并用，長久之術(shù)”（《陸賈列傳》）而治理了天下。

從上述史實看來，劉邦與項羽之爭，就其實質(zhì)來說，乃是六國貴族的復(fù)仇復(fù)國勢力與那“起義于閭里”的農(nóng)民勢力，爭奪反秦戰(zhàn)爭勝利成果的斗爭。雖然“起于閭里”的劉邦后來取勝，他所建立的“天下”，仍然只是以劉氏為中心的“家天下”，表現(xiàn)出歷史的和農(nóng)民階級自身的局限性，但從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來看，劉氏既能繼秦之后，“履至尊而制六合”，又能承秦制而改其政，終于“撥亂世反之正”，實屬歷史的進步。項羽集團的雪恥復(fù)國，“分裂天下而封王侯”為己任，怎能與劉邦所完成的一統(tǒng)天下的偉業(yè)相提并論！

司馬遷在他為劉、項二人所作《本紀》的贊語中，一則斥其“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zé)，過矣”！一則贊其“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乃是由于“承蔽（指周秦之際的“文”蔽）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tǒng)矣”！此雖為“一家之言”亦無愧為金石之論！有人把劉、項兩大政治集團說成“是一樣的，沒有什么區(qū)別”（《高中語文教材新探》）第二冊二二五頁，北師大出版），實為有違于史實，于理不妥之論。

諸將莫利先入關(guān)

鴻門宴的斗爭，發(fā)生于漢元年十二月中，即公元前二Ｏ六年。據(jù)《高祖本紀》載，在此前一年，即公元前二Ｏ七年，由于陳涉、吳廣為首的各路起義軍的沉重打擊，從根本上動搖了秦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其崩潰之勢已成，但秦兵尚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guān)”。值此緊要關(guān)頭，楚懷王一方面派遣項羽以“次將”身份隨宋義等“北救趙”，而令劉邦“西略地入關(guān)”，另一方面又公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guān)中者王之。”由于項羽被遣北救趙，劉邦奉命西入關(guān)，直接關(guān)系著“王關(guān)中”的重大權(quán)力之爭，劉邦自是欣然而往，項羽卻以“怨秦破項梁軍”為由，不愿接受“北救趙”的軍令，爭著“愿與沛公西入關(guān)”，但懷王與諸將未允。因為懷王與諸將認為：“項羽為人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于是，劉邦以其“素寬大，（乃）長者”而深孚眾望，被遣“西入關(guān)”。因此，遣誰入關(guān)之爭，已成為劉、項于鴻門相爭的前奏，也決定了鴻門相爭的焦點，乃是“如約”與“負約”之爭。而遣誰入關(guān)之爭，卻是以劉勝項敗而了結(jié)的。由此可見，在劉邦入關(guān)破咸陽以前，民心向背已于項羽十分不利。

及至漢元年十月，劉邦入關(guān)破咸陽之后，本可依約而“王關(guān)中”但他自知勢單力薄，羽翼未豐，且項羽兵多將廣，本有爭王關(guān)中之志而未酬，必不肯善罷甘休。所以，在入咸陽之后，他又聽從了樊噲和張良等人的建議，籍吏民，封府庫，而后還軍霸上。在霸上，劉邦又召集諸縣父老豪杰，一方面當(dāng)眾宣布，根據(jù)懷王與諸將之約，“吾當(dāng)王關(guān)中”，“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另一方面，又曉諭父老：“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隨之以“約法三章”等一系列安撫吏民的措施，使得“苦秦久矣”的關(guān)中吏民，無不“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至此，劉邦不獨完成了“入關(guān)破咸陽”的首功，獲得了“王關(guān)中”的主動權(quán)，還及時完成了安定關(guān)中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為“諸侯至而定約束”作好了充分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