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人雖然不具體相信什么“五種形態(tài)”，但總相信歷史進化論，認為后來總比先前好，后來的秦不管是什么“社會”，總比先前的周“進步”，而孔子要“復古倒退”，總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問題也很大，姑且不說“后來總比先前好”的庸俗“進步史觀”能否成立，就算“后來”確實更為“進步”，它也并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則社會怎么能繼續(xù)“進步”？而這種批判利用過去的資源、采取“復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實甚為常見。中世紀晚期西歐著名的“復興”運動（過去譯為“文藝復興”不確，而且望文生義容易誤解）不就是以復希臘羅馬之古為標榜的嗎？它是“復辟”了古希臘羅馬的所謂“奴隸制”還是推動西歐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嗎？

所以對于孔子的復古、“從周”，我們既不能閉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個超時空的神仙，捧成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只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話大話的“圣人”，也不能抓住“復古”就罵他“反動”，似乎“先進分子”就只有滿嘴摩登一身時髦。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加給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們論孔子，當然要討論這“古”當不當“以”，但更要討論這“今”該不該“非”。──這且按下不表。

喪家烈士魯諸儒　看家好狗叔孫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勁講道德，正是因為當時宗法道德已經崩潰。這無疑是對的。在宗族認同普遍、封主－封臣關系穩(wěn)定的西周，那套價值體系就像“人要吃飯”一樣被視為自然，并沒有系統(tǒng)化論證與大力弘揚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沒有儒家一說的。

正是在西周社會結構及其價值體系已經“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以“吾從周”為志的孔子及其學派才應運而生。而整理“六經”既是對“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統(tǒng)化敘述，更是弘揚“周公之道”的一整套價值宣示，它比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論語》──一本頭緒紛繁隨手記下的孔門師生雜感錄重要得多，也就理所當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瀾于既倒�？�、孟兩人當時都是到處碰壁、倍感孤獨的“喪家狗”。但是他們的學生也有很得意的，因為在那時的大潮中儒門后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化。在“禮壞樂崩”成為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孔子身后“儒分為八”，其中有影響的主要就是思孟與荀子兩支。荀子“識時務者為俊杰”，不再“從周”而改行“法后王”，匯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則歷經坎坷，與法家和秦制激烈沖突，以至發(fā)生“焚書坑儒”。

雖然“焚坑之禍”實際上是全面壓制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并非只對孔門（首當其沖的那些方士還并非儒家），后來儒者只講坑“儒”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應該承認，在“周秦之變”中最鮮明地“從周”的儒家是這場鎮(zhèn)壓的重點。所謂“燔詩書，明法令”的說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顯地體現了“周秦之變”背景下的儒法沖突在這場事變中的重要性。而這也導致了儒門分化加劇。有些人，例如后來號稱漢代“儒宗”的叔孫通，靠曲學阿世、諂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錯，而且秦亡后還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為代表的“魯諸儒”則相反，他們對暴政忍無可忍，從“異見人士”真正變成了革命黨。最后孔鮒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即陳勝）”，投身反秦起義。在兵敗陳下的悲壯一幕中，孔鮒這個“縉紳先生”居然與農民造反領袖陳勝一同死難。

于是孔鮒與叔孫通，上繼孟子與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兩種主要選擇：是像孔鮒那樣繼續(xù)做“喪家狗”，甚至不僅“喪家”還喪身，成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還是像叔孫通那樣改換門庭做“看家狗”？應當說多數儒者還是依違兩者間，既不能像孔鮒那樣殺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孫通那樣寡廉鮮恥。

以法治國儒治心　《論語》于是而為經

然而在不斷碰壁之后，還是叔孫通的道路顯得越來越有優(yōu)勢。到了漢景帝時代，一些儒家還宣傳推翻暴君有理，宣傳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結果在如今可以被稱為“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轉變”的那次“轅黃之爭”中，碰了一鼻子灰，漢景帝宣布革命理論不能再講，“是后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正好西漢前期幾十年間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黃老之學是主流思想，而漢初黃老繼承莊子的犬儒主義，提倡順其自然、恢詭譎怪、因是因非、無可無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樣死腦筋想不開一定要“吾從周”，那不是犯傻嗎？于是在“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涂的氛圍中，后來之儒越來越學乖了，懂得“圓融通透”了。他們先是學會了“以法入禮”（瞿同祖先生曾論證過曹魏時“以禮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實際上此前數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禮”和“倫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時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時的儒家了）。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先生又把韓非發(fā)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盡管董先生“喪家狗”的習性尚未全泯，他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后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于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這樣，儒者便完成了從“喪家”到“看家”的演變。“百代都行秦政制”，體現“周公之道”的“五經”自然顯得太虛了些，經典盡管還是經典，但不能過于當真。這時《論語》的重要性就出來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們就玩“內圣”吧！而《論語》作為紀錄孔子“嘉言懿行”的書，恰好用作修身養(yǎng)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學家講濫了的“內圣外王”其實本來源于《莊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zhèn)�。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時只講“遠圣”（堯舜等遠古圣王）而從不言今圣。所謂“遠圣”也只是通過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過修身養(yǎng)性體現出來的。亦即那時的儒學只講“外王”，而不講什么“內圣”。只是在外王無可挽回地變成“外霸”后，儒學才逐漸變成“向內用功”的心性之學。

后來金元之際的高僧萬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比f松老人自知佛學不能治國，所以只為之爭取形而上領域的權威地位。但確切地說，這話與其說講儒佛關系，不如說用在法儒關系上更合適，就是“以法治國，以儒治心”（當然這里講的以法（家）治國決不能混淆于今天強調現代人權法治的“以法治國”概念）。秦不用說是以“反儒”治國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國”，充其量不過是以“儒表法里”治國而已。于是不能治國的儒便只能“治心”了。這就是宋以后《論語》不但成了“經”，而且位列“五經”之前，乃至今天許多人談起儒家來不知有五經、但知有《論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