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對中西悲劇不同特點的看法，明顯是不全面的。上說所謂中國悲劇模式如說成儒家文化的悲劇模式，尚可商議，而中國文化并非儒學(xué)一家所能概括得了的�？v觀中國歷史，先秦的屈原的悲劇就有其獨特性。班固曾猛烈抨擊說“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zé)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謂之兼詩風(fēng)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班固認(rèn)為屈原個性太強，“露才揚己”，又具有反抗性，不符合他的標(biāo)準(zhǔn)。班固是站在儒家立場說這番話的，故不奇怪。而他這種正統(tǒng)觀念在千百年歷史上并不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相反，人們普遍承認(rèn)的是另一種意見。時代較早的司馬遷在《史記》本傳中引用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話，盛贊屈原的高潔之志和廉貞之行：“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抉R遷本身就是個悲劇人物，他的思想便不是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他提出發(fā)憤著書說，并在《史記》中歌頌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奇操異行之士，對歷史上悲劇人物灑一掬同情之淚。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代表了中國封建時代多數(shù)士人的觀點，屈原也是歷代人們仰慕的對象。與屈原幾乎同時的莊子也是個體精神強烈之人。他追求的是個體精神的自由解放。到了漢晉之際，這種個體精神尤為突出。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尚名節(jié)”條云：“蓋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xí)俗，故志節(jié)之士好為茍難，務(wù)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謂漢晉之際士的“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并處處表現(xiàn)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rèn)識之義也�！保�見《士與中國文化》）日人森三樹三郎甚至把魏晉時代比作意大利文藝復(fù)興，象竹林七賢里的嵇康、阮籍都是個性極為強烈的人，他們不同流俗，風(fēng)標(biāo)突出。他們也都是典型的悲劇人物。

由上述可見，對中西悲劇精神不應(yīng)作簡單區(qū)分。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情況復(fù)雜，更不能以一種模式來概括。

三

很明顯，李白的悲劇精神更傾向于司馬遷所說的這種模式（近似于所謂西方悲劇精神），與莊子、屈原以至魏晉名士的悲劇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價值。他自視極高，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說：“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痹凇抖�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中說自己“出則以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在《玉壺吟》中說自己“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鎖賢。”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陸時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隨后給裴長史的信中也是軟中有硬，說“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民間傳說他腰間有傲骨，不能彎腰，正說出他性格上的特點。他在《古風(fēng)》第三十六首里說道：“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痹凇毒细栊小防镎f：“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倍纪嘎冻鏊�在安陸時期處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東魯。天寶初，李白待詔翰林期間，很快又遭受讒言，被賜金放還。這也說明了李白個性太強，不愿屈從于權(quán)貴，不向黑暗勢力低頭，他寧愿保持人格獨立，而不愿為富貴妥協(xié)于統(tǒng)治集團。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樣混跡消融于官場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為可以說是自律的，一切從自己的性格出發(fā)，重視個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動，縱使碰壁，也不回頭。他不太重視人際關(guān)系，不及時調(diào)整與適應(yīng)周圍的人與環(huán)境，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因此他終生都沒能與“讒”字脫離干系。他這種自律性行為與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他律式行為不同。裴斐先生認(rèn)為“從言行所顯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卻處處突出自我，言論上自命不凡，行動上亦與眾不同，言與行均表現(xiàn)出最強烈的自我意識�！保�《李白個性論》，《中國李白研究》１９９０集·上）所言極是。

其次，在歷史目標(biāo)與道德價值的選擇上，李白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業(yè)，是大濟天下，當(dāng)功成名就后，就回歸自然，作個隱者。他要在建功立業(yè)的過程中顯示自己的價值。他所欣賞與效仿的歷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蘇秦、張儀、酈生、韓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個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蘇秦、張儀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視王侯，戲萬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會的為臣之道。在個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檢”（《河岳英靈集》），追求自由自在，與儒家的道德規(guī)范甚有距離，全然沒有莊重謹(jǐn)慎的大臣模樣，所以玄宗認(rèn)為他“非廊廟器”。李白自己也認(rèn)為“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xué)士》）。清人應(yīng)時在《李詩緯》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稱之曰‘狂’。孔子曰：‘狂者進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豈孔子所謂‘狂者’與？”即認(rèn)為李白不是孔子所說的那種進取的狂者，這正說出李白與儒家思想的分別處。李白詩中在抒發(fā)自己的雄心抱負(fù)后，總要說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殞身”（《行路難》其三），實際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長，精神的獨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游天姥吟留別》）“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行路難》其三）。與陶淵明一樣，當(dāng)建功立業(yè)與個人自由發(fā)生矛盾時，他選擇了后者。從這一點上來說，道家、神仙家、任俠、縱橫家思想以及魏晉以來的名士風(fēng)度都對其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塵世卻同羅網(wǎng)難以掙脫，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劇。

當(dāng)然，各家思想對他的影響只是外在條件，這些思想之所以能對他產(chǎn)生影響還在于他本身有與這些思想契合之處，有利于其生根成長的土壤，這就李白獨特的個性，獨特的精神氣質(zhì)，亦即人們常說的“天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