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１９４６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鄉(xiāng)讀完小學后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大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內外出版過史論專著多部，曾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做過幾年學院院長，辭職后潛心寫作，加入上海市寫作學會，該學會由全上海各大學的寫作教授組成，專門研究“寫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段幕�苦旅》是余秋雨教授的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先后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優(yōu)秀成果獎、臺灣聯(lián)合報讀書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類文學評獎中獲得首獎。全書的主調是憑借山水風物以尋求文化靈魂人生真諦，探索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的人格構成。其中《道士塔》、《陽關雪》等，是通過一個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黃河文明的盛衰，歷史的深邃蒼涼之感見于筆端�！栋装l(fā)蘇州》、《江南小鎮(zhèn)》等卻是以柔麗凄迷的小橋流水為背景，把清新婉約的江南文化世態(tài)人情表現(xiàn)得形神俱佳。《風雨天一閣》、《青云譜隨想》等直接把筆觸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國文人艱難的心路歷程。此外，還有早已傳為名篇的論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筆墨祭》以及讀者熟知的充滿文化感慨的回憶散文《牌坊》、《廟宇》、《家住龍華》。作者倚仗著淵博的文學和史學功底，豐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藝術表現(xiàn)力所寫下的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國文化巨大的內涵，而且也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的范例。

什么都可以教，惟有人生課不能教

──余秋雨訪談節(jié)錄（采訪／高曉春）

記者：人生，意味著年齡和經歷；談人生，也常常意味著是過來的人告訴后來的人。您覺得，由哪些人談論人生會更有說服力呢？

余秋雨：我想，應當是年紀非常老、閱歷也相當豐富、思想又清楚的人，他們可以談；自己的生命時時面對磨難，并能產生出非常深刻的人生感悟的人，他們也可以談。

記者：那么，對于您來說，倚仗什么去談論這個話題呢？

余秋雨：我這樣說吧──畢竟不可能每一次人生談論，都有莫里·施瓦茨（美國社會學家）那樣的理想人選，也不可能每一種場合的人生討論都等待施瓦茨出現(xiàn)以后再開始。人生的哲理有時候會出現(xiàn)在旅途中的某一時刻，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每一個有那么一點點閱歷的人也都積累有某種可談的人生。而且我談人生，只是想和年輕人聊聊天，想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告訴年輕人。我并不是像教師一樣，非要教給別人一點什么。什么課都可以教，惟有人生課不能教。我寫我崇拜的老師，當然他們并不一定有多么偉大；我寫我敬仰的人，我把他們的人生狀態(tài)當作自己談論人生的前提和中國。

記者：您寫過不少人生難題，這些難題大多直指人生主題，比如說，友情問題、名譽問題，等等。

余秋雨：我是以一個中年人的目光，去談自己的感受。這樣的文章寫了六七篇，每一篇都沒有結論。但是，健全的人生是應該由健全的文化人格來支撐的。這一點，我堅信。

記者：什么樣的人生才算是健全的人生呢？

余秋雨：我舉個例子，就說蘇東坡吧。我喜歡蘇東坡，他是那種人格健康的人。他遭受了那么多的災難，卻依然對眾生有著慈悲之愛，從他的生命歷程中我讀到了他面對人生艱難時的樂觀與豁達。在被流放到海南島的時候，因為缺肉吃，他就天天盼望著：如果哪一天船能夠駛過來就好了，說不定就能吃上一點豬肉呢！天天想，天天想，想的時候就寫一首詩，再想的時候再寫一首詩。很有意思吧？也很有生活感吧？在那個年代，被流放到海南島，確實是件很災難的事兒，一般的詩人會用血和淚寫這些詩句，但蘇東坡不那樣，一住下來，很快就和當地的人交上朋友了。找不到家的時候，忽然想到順著牛糞找去就一定能找到人家，他很高興，因為找到人家就能問到回家的路了。發(fā)現(xiàn)這個秘密的時候，他很得意，連忙把這些也寫進詩里去。這是多么健康的人生！

記者：如果讓您用一句話描述人生，這句話是什么呢？

余秋雨：人生是壯麗而浪漫的旅行。我想，丈量我的人生的，就應該是這種旅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