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８０３～８０５３）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大和二年（８２８）進士，后來長期在各方鎮(zhèn)為幕僚，武宗會昌以后，曾任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間回長安任職，官至中書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于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為三朝宰相兼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對于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響，他在《上李中丞書》中說，自己關心的是“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他曾寫過《罪言》、《論戰(zhàn)》等有關政治、軍事的論文，曾注過《孫子》十三篇，還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郡齋獨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這件千孔百瘡的衣裳補好了，何況他在中進士后十年時間里，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沉淪下僚，直到四十歲才當上州官。因此，他時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歲時在池州刺史任上，還發(fā)出“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春末題池州弄水亭》）的牢騷，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風流文人的身份，流連于酒市妓樓。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蕩形骸，所謂“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書》）式的懶散頹廢，與他心中時時想參政治世的雄心壯志，正好完整地表現(xiàn)了杜牧的心靈。

史學世家的遺風和對現(xiàn)實政治的關切，在杜牧那里沒有機會像他祖父那樣施展于實際政務或歷史著述，卻在他的詩中形成一種深沉的歷史感。一些登臨詠懷之作，別人寫來大抵是流連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寫來，卻常常融合了對自然、社會、歷史的感觸，總有一種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如《潤州二首》之一：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

又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云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里，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而另外一些詠史詩中，他的感觸就更為明顯了：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慈�漢家何事業(yè)，五陵無樹起秋風。（《登樂游原》）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泊秦淮》）

前者喟嘆朝代興亡變化，歲月倏忽變幻，后者感慨執(zhí)政者的荒淫糊涂和世人的居安忘危，透過這些，我們看到他心底的悲涼。此外，還有不少詠史詩都很出色，最著名的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宮》）諷刺天子的荒唐，“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感慨歷史變化的難以把握等等，都表現(xiàn)著他透過歷史對現(xiàn)實的關注。

懷古傷今，是不甘沉淪的社會責任感，也是家世門風的傳統(tǒng)和實現(xiàn)理想的抱負所合成的力量在杜牧詩歌中的表現(xiàn)。

然而，當時代的衰頹和自身的懷才不遇使他感到無可奈何時，他也常常以自我曠放來尋求解脫，希望有一種閑適的生活和恬靜的心境，在《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他說：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粗�白蘋芽欲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在《九日齊山登高》中又說：“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jié)，不用登臨恨落暉。”這些詩中一面顯著灑脫無羈和看破紅塵似的高逸情致，一面又透出詩人內心的痛苦。尤如那黃昏落日不可挽回，世事和人生都很難勉強，還不如在一時的良辰美景中沉醉，這正是哀中生喜。在《將赴吳興登樂游原一絕》中，我們更能看出他的心境：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云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

其實杜牧胸懷大志，常以韜略自負，又何嘗甘于枯守淡泊？當他自稱以“無能”為“有味”，說要逍遙江海的同時，卻又戀戀不舍地回望唐太宗的陵墓，遙想那輝煌的貞觀盛世。

不過，由于杜牧習慣從廣大的歷史上看待現(xiàn)實問題和個人遭遇，性格也比較豪爽開朗，他的詩中雖然有頹唐的成份，卻并不顯得局促陰暗，相反，無論感慨往事、針砭現(xiàn)實還是抒寫懷抱、描摹自然，都能在憂郁中透出高朗爽健、意氣風發(fā)、俊逸明麗的氣格，這一點有些像劉禹錫。前面舉出的詩可以看出這種特點，下面再錄兩首寫景詩：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山行》）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長安秋望》）

雖然寫的都是秋景，卻沒有這一類詩常見的衰颯暗淡，倒有些明亮和高朗。

據(jù)《云溪友議》載，杜牧曾指責白居易“詩體舛雜”，在杜牧本人所寫《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也曾借李戡之口說元白體詩“纖艷不逞”、“淫言媟語”；而他應命給李賀詩集寫序時又暗示說，李賀詩雖然奇麗譎詭，想象力豐富，但與《楚辭》比起來，“理”不及而“辭”過之（《李賀集序》），也就是詩缺乏思想而過分注重文辭。要革除這兩方面的弊病，自然應該是在內容上要“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fā)人心”（同上），而在藝術上則要“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應該力求“高絕”（《獻詩啟》）。的確，他的詩風既沒有元白詩平易滑俗的毛病，也不像李賀那樣雕琢鑱刻，以艷險奇麗取勝。由于杜牧說過“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讀韓杜集》）這樣的話，并寫有《杜秋娘詩》及《大雨行》這樣頗似杜甫、韓愈風格的詩，一般認為他受杜、韓的影響較深。但是，從杜牧所擅長的七律、七絕的語言藝術上來看，他有杜甫那種講究頓挫抑揚、開合回環(huán)的聲律與布局的特點，但又不像杜甫那么沉郁渾厚，更多地有一種高朗俊逸的氣質；而對于韓愈詩較為流暢輕靈的一面，杜牧確有所吸取，而對其最具有強烈特征的奇崛怪異的風格，杜牧卻沒怎么采納。他的詩以七絕最為人稱道，其次是七律。

總體上說，是以明麗的意象和俊逸的氣骨，加上他特有的歷史感所形成的詩的深遠開闊的視野，構成了其詩歌的特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