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戰(zhàn)亂，北方士族紛紛南下，一般民眾也潮涌而至。西晉覆滅后，公元三一七年，鎮(zhèn)守建業(yè)（今江蘇南京）的瑯琊王司馬睿稱帝，這以后的晉王朝，史稱東晉。

司馬睿（元帝）建國，完全依賴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當?shù)赝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遠不能與西晉相比。門閥勢力，更為強大，對于皇權的相對獨立性，也更其明顯。丞相王導曾向明帝歷數(shù)司馬懿父子“創(chuàng)業(yè)之始，誅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東晉迄陳，江南五朝的政權實際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永嘉時，玄學清談十分盛行，南渡后，勢力有增無減。士人為了在心理上逃避慘痛的現(xiàn)實，普遍將熱情貫注于哲學領域，對文學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雖說，如果追本溯源，玄學影響文學，實起于正始，但阮籍他們（包括后來的郭璞）的作品，盡管哲理成分濃厚，卻并不脫離文學的基本屬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東晉文學，卻普遍使用抽象語言來談論哲理，使文學成了玄學的犧牲，變得枯燥無味。對此，稍后的各種典籍有一致的批評。如《宋書·謝靈運傳論》說：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馳騁文詞，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 ，歷載將百，雖比響聯(lián)詞，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詞，無聞焉耳。

東晉時代那些專述老莊哲理的詩，被稱為“玄言詩”，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孫綽和許詢。試以孫綽的《答許詢》為例：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兇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則震驚，得必充詘。

這種詩已經完全失去文學趣味，幾乎不成其為詩了。然而，在東晉玄言詩中卻又醞釀著一種新的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山水詩的萌芽。而且，陶淵明的田園詩 ，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也是山水詩的分支，與玄言詩同樣有直接的關系。

玄學本是超世的哲學，它強調人不僅在社會中存在，而且每一個人即每一個精神主體，都是直接面對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義，也不在于世俗的榮辱毀譽、得失成敗，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華，對世界對生命的徹底把握。宇宙的本體是玄虛的“道”，四時運轉、萬物興衰是“道”的外現(xiàn)。從這種觀念中引導出人對自然的體悟、追求，以及人與自然統(tǒng)一和諧的觀念。加以江南山水，佳麗可人，對于來自北方的士大夫富有新鮮的刺激，更引起他們對山水自然的興趣�！妒勒Z新語》中記載了多則晉人沉湎于山水的故事，又載阮孚評郭璞詩句“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說：“泓崢蕭瑟，實不可言。

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彼�謂“神超形越”，正是玄學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可以從對自然的體悟中獲得。所以很多玄味厚重的詩，喜歡從體悟自然發(fā)端。前引孫綽《答許詢》，開頭“仰觀大造，俯覽時物”二句便有這樣的意味。當然，這種詩句仍未免空洞無味。但是，如果寄意于具體的對象、加以鋪展的描繪，情況就不同了。這同樣可以用孫綽的詩《秋日》為例：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云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

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

撫菌悲先落，攀松羨后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

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這首詩的寫法以及所表現(xiàn)的哲理，與《答許詢》頗有相似之處，不同在于有無抒情與形象──而這對于詩歌是至關重要的。從現(xiàn)存全部東晉詩歌來看，把體悟自然與闡述玄理結合起來的作品，仍有不少。而一旦發(fā)展到以景物為主，或主要通過景物來表現(xiàn)哲理，山水詩便出現(xiàn)了。所以說，從玄言詩到田園山水詩是一個內在的演化過程。據(jù)史載，東晉末的殷仲文、謝混，對改革玄言詩風起了先導的作用，但不僅他們二人，直到陶淵明、謝靈運，也并不排斥玄理。

由于玄風的影響，東晉散文除陶淵明外，別無名家。但王羲之的《蘭亭序》，卻可以說是一篇佳作。這篇文章記敘永和九年（３５３）作者與會稽一帶名士四十余人同游山陰蘭亭修禊事的經歷，抒發(fā)對人生的感慨。開頭一節(jié)，描繪蘭亭周圍山水風光，文字平易清雋，既無奧深之疾，亦無枯槁之病。既而從游覽之樂，轉言樂情易遷，人生終歸于盡，再推而廣之，感嘆古往今來，人同此悲，說理順暢，情緒雖然低沉一些，但從人類的普遍現(xiàn)象發(fā)論，放眼高遠，不失超逸瀟灑。這篇文章把具體環(huán)境下的實在的情感與哲理性思維結合為一體，所以哲理對于文章非但無害，反而有益。

東晉同時也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學家是陶淵明。陶淵明（３６５—４２７）字元亮，或云名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淵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握強兵鎮(zhèn)守長江中游，都督八州軍事，封長沙郡公，聲威煊赫一時。死后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親亦曾出仕。陶氏為東晉元勛之后，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只是陶淵明這一支，因他年幼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漸敗落。他從二十九歲時開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歸隱。后陸續(xù)做過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義熙元年（４０５）陶淵明四十一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他在家鄉(xiāng)有自己的田莊和僮仆，開始一段時期，生活也算安寧自得。有時他也親自參加一些農業(yè)勞動，作為自己的社會觀和人生哲學的實踐。在這種勞作生活中，與農民有所接近。后來由于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但他始終不愿再為官求祿。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的陶淵明，本來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峨s詩》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笨梢姵鏊�的胸懷。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稓w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著兩種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開始時前一種愿望占據(jù)了主導地位。但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并。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減。另一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所以最后“愛丘山”的素愿就壓倒了“逸四�！钡拿椭�。在他任鎮(zhèn)軍參軍時所作的《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曲阿》詩中就說道：“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歸班生廬�！比谓ㄍ�參軍時所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又說：“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可見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園田。從彭澤令解職時所作《歸去來辭》，更把做官說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說，他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xiàn)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陶淵明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詩歌、散文、辭賦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對后代影響最大的是詩歌；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于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舍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薄稌r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薄讹嬀啤吩娬f：“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同樣的思想，又借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xiàn)。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誠相處，無競逐無欺詐，甚至無君無臣。而歷史在陶淵明看來，是一個墮落的過程。由于人們的過度的物質欲望，引起無窮的競爭，產生了種種虛偽、矯飾、殘忍的行為，使社會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難求，世外桃源，也無處可尋。陶淵明只能把淳樸的鄉(xiāng)村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xiàn)實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園詩中，既有紀實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鄉(xiāng)生活的情況，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并不完全是寫實的，而是按照某種理念要求對現(xiàn)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試看《勸農》詩中的一節(jié)：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苣痉睒s，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農夫野宿。

這里呈現(xiàn)出一幅和平的農作圖，實際是把中國農村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特點加以美化的結果。

《歸園田居》組詩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類似的特點：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詩大約作于從彭澤令解職歸田的次年，抒發(fā)回到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中間寫景的一節(jié)，“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污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xiàn)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觀念。結末“復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huán)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寫到了農業(yè)勞動；在他歸隱時期，自己也曾參加耕作。他的體力勞動在其經濟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大約是很有限，甚至，也許是可有可無。這種農業(yè)勞作的實際意義，在于它體現(xiàn)了陶淵明的一種信念�！陡�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開頭就是：“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盡管詩人實際做不到這一點，但他嘗試了，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時又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边@里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苦和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同類詩中意境最美的，當數(shù)《歸園田居》之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結尾兩句再一次說明，陶淵明之寫田園生活，寫體力勞動，實際都是在詠歌自己的理想，顯示出理想獲得實現(xiàn)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淵明的田園詩所反映的社會理想，以及他對個人在社會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淵明的田園詩，還牽涉東漢末以來文學所集中關注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生命怎樣才能獲得解脫？在這方面，我們首先看到，陶淵明對生命短促的事實，表現(xiàn)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詩現(xiàn)存不過一百多首，竟有幾十處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學上，他卻有一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中表達得最明白。詩人借用辭賦的對話體，讓“形”提出飲酒自樂、忘懷一切的人生態(tài)度（這近于《古詩十九首》），又讓“影”強調應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這近于建安文學）。這兩者其實都是陶淵明所難以舍棄的，但作為最終的哲學歸結，他在第三首《神釋》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認為每日醉酒傷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無意義，應該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奔礆w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識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這就是不求解脫的解脫。

“自然”哲學的這一種內涵，在田園詩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現(xiàn)出來，如陶詩中最著名的《飲酒》之五就是：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開頭四句，說只要心境曠遠，就不會受到世俗的干擾。下面說采菊東籬，不經意中目遇南山（即廬山），在暮嵐紫靄、歸鳥返飛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奧秘，參透了人生的真諦。盡管詩中明說“欲辯已忘言”，但如果聯(lián)系陶淵明的其他作品來考察，他在本詩中通過一系列意象所隱約暗示的人生真理還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氣的美好、飛鳥的自由，不正是體現(xiàn)了自然的偉大、圓滿與充實，尤其是自在自足無外求的本質嗎？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歸依自然、順應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外，還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說，這首詩仍然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當然，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一種詩意的、哲理的向往。因為人從根本上不可能擺脫在一定的對象中實現(xiàn)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擺脫現(xiàn)實利害的矛盾。但作為對人生的一種哲學思考，它是有價值的；作為詩歌的理蘊，它更帶來獨特的效果。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向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huán)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xiāng)村。由于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shù)田園詩呈現(xiàn)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靜穆”。但在這背后，卻充滿了對現(xiàn)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深感無所寄托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詩中最集中的就是寫田園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還有《移居》、《和郭主簿》、《詠貧士》、《雜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等。但是，陶淵明并不是只有這種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寫過一些直接涉及現(xiàn)實政治，或直接表現(xiàn)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雖然辭義隱晦，不易讀懂，但其內容關系到晉、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當無疑問。又如《贈羊長史》，對劉裕于義熙十三年北伐破長安之役，顯得十分高興�！笆ベt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斌w現(xiàn)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歷史上和神話傳說中一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贊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对伹G軻》結末說：“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詩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讀山海經》中的一篇：

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精衛(wèi)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斷首，猶反抗不止，都表現(xiàn)出不為命運屈服的偉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說精衛(wèi)、刑天，也是說自己：雖有昔日的壯志雄心，卻沒有償愿的時機！這些詩的事實背景已無法加以確鑿的證明，但至少可以說明，陶淵明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這些作品而言。不過，應當看到兩者也并不是截然對立的。

從詩歌淵源關系來說，陶淵明有遠承阮籍的一面。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其詩多抒發(fā)內心深處的情感，表現(xiàn)對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學觀照的方式，并多用組詩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詩也顯然受到玄言詩的重大影響。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他的詩中有許多玄學的語匯，其平淡的語言風格也同玄言詩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在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詩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與人生的短暫相對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強大的壓迫；而在東晉的玄言詩中，則轉變?yōu)槿藢ψ匀坏捏w悟和追求；到陶淵明，又更明確地提出歸化自然的觀念，人與自然統(tǒng)一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當然，陶詩重視通過藝術形象而不是抽象語言來表現(xiàn)哲理，這同玄言詩的枯燥無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淵明在詩歌發(fā)展史上的重大貢獻，是他開創(chuàng)了新的審美領域和新的藝術境界。雖然一般的玄言詩人都注意到從審察自然來體會哲理，并由此產生了山水詩的萌芽，但沒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無奇的鄉(xiāng)村。只是在陶淵明筆下，農村生活、田園風光才第一次被當作重要的審美對象，由此為后人開辟了一片情味獨特的天地。他把農業(yè)勞動視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頌在勞動生活中包含著美的意趣，這同樣是深刻的發(fā)現(xiàn)。對陶詩的藝術特點，前人早有定評，謂之樸素、自然、真淳。但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響的風格，而是詩人有意識的美學追求。從根本上說，這也是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決定的。在他看來，人為的繁復的禮儀破壞了社會的自然性，矯飾的行為破壞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詩歌在外現(xiàn)形式上的過度追求，也必然破壞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絕少使用秾艷的色彩，夸張的語調，深奧的語匯、生僻的典故。他的詩中也常用對仗句式，但多數(shù)是比較古樸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覺上并不明顯。他的詩歌充滿感情，但真正表現(xiàn)得很強烈、顯得激蕩起伏的時候很少，而是和冷靜的哲理思維結合在一起，呈現(xiàn)為清明淡遠的意境。這一種美學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達到的。

進一步說，陶詩語言的樸素，又并不是隨口而道，毫無加工，而是高度精煉，洗凈了一切蕪雜粘滯的成分，才呈現(xiàn)出明凈的單純。他對自然的美，無疑有十分敏銳的感受，因而能夠用準確而樸素的語言將其再造為詩的形象。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寫鄉(xiāng)村的恬靜，“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寫雪的輕虛，“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寫風的蹤跡，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晉詩歌追求華美、注重修辭的傾向，一方面提高了詩歌語言的表現(xiàn)技巧，但有時過于用力于此，而忽視了詩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詩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為底蘊，絕不炫耀外在的美飾，所以大多通篇簡潔，少作鋪排，鐘嶸《詩品》稱為“殆無長語”。詩的意境，也總是比較完整，從總體上感染讀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個片斷吸引人。

陶淵明留存下來的散文、辭賦總共只有十多篇，但幾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藝術特點，與詩歌一致，也有個別幾篇，風格不盡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記》最為著名。這篇散文實際近于小說，所以又被收錄在據(jù)傳是陶淵明著的志怪小說集《搜神后記》中。文中虛構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樸，也有老子宣揚的“小國寡民”社會模式的影子，其中鄉(xiāng)村景象的描繪，又同作者的田園詩意境相似�？梢哉f，它既是作者依據(jù)他的社會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個動亂時代的廣大民眾對太平社會的向往。文章的語言優(yōu)美而樸素。如寫武陵漁人初入桃源的一節(jié)：“忽逢桃花林，夾岸數(shù)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睂懱一ㄔ粗酗L光：“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边@種文筆，使語言、意境、主題達到高度的統(tǒng)一。

《五柳先生傳》是作者自況，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貫通始終。開頭便是“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既而又是“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結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意義還是一個“不”。大量使用這個否定詞，意蘊在于表示自己對世間的一切無所措意、無所執(zhí)著，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榮名毫無價值，就連一個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東西，可有可無。這就是所謂“自然”的人生哲學。用語淺而含蘊深，是這篇短文的顯著特點。

辭賦以《歸去來辭》最為著名。此篇作于陶淵明在彭澤令任上決心辭官歸隱之際。文中關于歸途景象和還鄉(xiāng)以后生活的描寫，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種文體中，辭賦的基本特點就是華美，而陶淵明這篇賦卻寫得相當樸素，語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濃厚，富有詩意，同時又充滿了哲理的內涵�！爸鄢�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想象歸途中的自由無羈、輕松愉悅，令人心曠神怡�！霸茻o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等寫景之筆，非常形象地體現(xiàn)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靈韻。正因為這些描繪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客觀對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別地美好動人。

上述幾篇，情調都比較平和。而《感士不遇賦》著重抒發(fā)懷才不遇、政治理想無法實現(xiàn)的苦悶，就顯得比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則真情流瀉，凄惻感人。比較起來，《閑情賦》在陶集中尤為特殊。其題旨標榜為“閑情”即約束感情，實際內容卻同大多數(shù)類似作品一樣，非常熱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辭流宕，色彩豐艷。其中“愿在衣而為領”以下一大段，用各種各樣的比喻表現(xiàn)欲親近美人之情，窮形盡態(tài)，極鋪排之能事，頗有民歌的特點。從這里可以看到陶淵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學才能的多樣性。

陶淵明對后代有多方面的影響。在南朝，他還主要被當作一個品行高潔的隱士來看待，對于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評價并不很高。而由于當時社會普遍推崇華麗的文風，陶淵明詩文那種樸素平淡的風格，也難以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況有了改變。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審美趣味不同，他們特別表示尊敬的文學前輩中，并不包括陶淵明。但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一派詩人，雖也不是經常提到陶淵明，他們的藝術風格，卻明顯受了陶詩的影響。在唐詩中，這是一個重要的流派。應該說，唐詩的主導風格，是修辭之美與激情的結合，這和陶詩的精神顯然不同。所以，陶詩影響所及，范圍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淵明開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這是因為宋代的社會氣氛比起唐代有很大變化，詩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開始減退，而轉向對于理性意蘊的重視。北宋最著名的文學家蘇軾評陶淵明說：“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保ā杜c蘇轍書》）特點抓得相當準，評價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詩人和批評家對陶淵明也同樣備加稱揚。至此完全確立了陶淵明作為詩史上第一流詩人的地位。

應該指出，雖然，陶淵明個人的人格無疑是高尚的，他對社會也絕非無所關心，但是，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導方面，卻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懷現(xiàn)實的痛苦。建安文學的進取精神，正始文學的悲劇意識，都是要求在現(xiàn)實的社會關系中實現(xiàn)人的意志自由；陶淵明的“自然”哲學，單方面地說不失為一種深刻的哲學，但藉此他恰恰躲開了人在社會中的自由這個根本性問題�？梢哉f，這同樣是個體意識減弱的表現(xiàn)。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會的壓迫而難以反抗時，就越容易想到陶淵明，用他的人生觀來化解而不是沖破社會的壓迫。這樣，既滿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沖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險。陶淵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以及兩代文人精神狀態(tài)的不同，至少也是決定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