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自況與實錄

蕭統(tǒng)在《陶淵明傳》中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薄段辶�先生傳》既為“自況”之文，當然屬于“自傳”之列，“實錄”應該是傳記寫作的基本要求。況，乃比況、比喻之義，采用“自況”之法寫自傳，表明作者意在隱去真身，以五柳先生為喻體寫出自身的性格與情趣，這便是運用文學手法寫出的自傳。文學性的自傳與實用性的自傳雖然在內容上都是以“實錄”為尚，但在取材與表現手法上卻有明顯的區(qū)別：實用性自傳往往以寫事件、寫行狀為主，有比較穩(wěn)定的格式，語言則力求簡明、質樸，并且只能用第一人稱敘事；文學性自傳往往以寫意、寫神為主，在不違背“實錄”原則的前提下，力求生動活潑、富有情趣，人稱的選用也是比較靈活自由的。《五柳先生傳》便是作者采用第三人稱寫出的自傳，從內容來說，則是一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的自畫像。

寫自傳，無論是實用性自傳還是文學性自傳，一般都是從敘述姓氏、門第和自身經歷開始，但《五柳先生傳》的開頭部分卻只說“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便割去了與世俗的許多牽掛�！罢�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說的雖然只是“號”的來由，卻也是用寫意的筆法，極為傳神地寫出了五柳先生不屑于世俗的姓氏、門第之爭，只以隨遇而安、順其自然而怡然自得的神態(tài)。也為自傳的主體部分具體寫出他的志趣與性格作了良好的鋪墊。這在名門士族盤踞高位、寒門士族沉郁下僚的魏晉時代，也是出身寒門的陶淵明憤然于世俗的心理反映。

免去了具體身世和行狀的描寫，卻仍能為時人“謂之實錄”，原因何在？就因為傳中所寫的性格與志趣，不僅充分體現在陶淵明的全部創(chuàng)作實踐中，也充分體現在他中年以后出仕與歸隱的全部人生經歷中。

２、自娛與示志

主體部分以“閑靜少言，不慕榮利”為總綱，對傳主的志趣與性格特點，從三個方面作了簡潔而又傳神的陳述：一是“好讀書”，二是“性嗜酒”，三是“常著文章”。

“好讀書”。五柳先生的讀書方法，主要有兩條，一是“不求甚解”法，二是“會意”法。前者說的是廣聞博見、拓寬視野的博覽法，亦即瀏覽法、速讀法。旨在從多讀、快讀的過程中尋覓自己的所得。這是一種以讀書為“自娛”的快樂讀書法。后者說的是讀書之樂的真諦所在。陶淵明在《與子儼等書》中也有過自述：“少學琴書，偏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边@里的“開卷有得”與“每有會意”便是同一個意思。這兩種讀書方法，都是當今學子應當繼承的良法。

“性嗜酒”。在《五柳先生傳》中，僅僅提及一條，即“家貧不能常得”時，依靠“親舊”的“置酒而招之”，還有更為甚者，略舉幾例如下：

一是為籌酒資而做官。他在《歸去來兮辭》的《序》文中說，“余家貧，耕值不足以自給”，親友們便勸他去做官。只是苦于“求之靡途”。后來，“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边@是指他做彭澤令一事，為何要選做彭澤令？只因“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又據蕭統(tǒng)《陶淵明傳》所述，他去彭澤上任伊始，就急忙告訴家人：“公田悉令種秔”，并說：“吾常得醉于酒，足矣！”

二是為籌酒資而收受饋贈。顏延之在做始安郡時，“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三是置酒待客，別具一格。據肖統(tǒng)《陶淵明傳》稱：“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琴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李白詩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辈粌H是活用此典，恐怕也是此風僅有的繼承者。

陶淵明的“酒風”不僅是他生性“穎脫不群，任真自得”的生動體現，也是他為“釀造”詩文不可或缺的“酵母”。蕭統(tǒng)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

寫文章。與曹丕“文章乃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觀念相反，陶淵明卻是“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其“樂道”之情實已溢于言表。從展示個人的情趣來說，這既是他“不慕榮利”最為集中的體現，也是他長期安貧樂道，以書、酒為伴的必然結果。又是在“文章觀”上的返樸歸真。是他用“詩言志，歌詠言”和“情動于衷而形于言”的古樸傳統(tǒng)對御用文學觀和功利文學觀的反撥。

由于能以“頗示己志”而“自娛”，才使他的詩文能夠成為他展示個人獨立品格的有效工具，也是他能夠成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鐘嶸《詩品》語）的根本原因。

３、平生之志

他的“志”又是什么呢？作者在結尾部分通過“贊曰”作了一番自我表白，這也是作者仿效史傳體例對傳主的身世志趣所作的評論。在評論中，作者避開了抽象的議論，引用黔婁、元懷氏、葛天氏這三位遠古的名人賢士作類比，又直接引用黔婁之妻贊頌黔婁的原話，突出了陶淵明所特別向往的他們那種“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陶文引作“汲汲”）于富貴”的“志士”情懷，這種引用，對傳文主體中的敘事所特有的內涵也具有“點睛”的作用。

《五柳先生傳》的寫作時間，學者們大都根據蕭統(tǒng)的《陶淵明傳》斷定為陶淵明做江州祭酒以前，即晉太元十七年（公元３９２）淵明２８歲以前。此傳便是他還沒有“出仕”之時的言志、抒懷之作。對于他后來的棄官歸隱，后人津津樂道的往往是他那“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的典故，卻少有人提起他在《歸去來兮辭并序》中的自述：“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敝劣谒�“棄官”的具體方法則是事有湊巧，讓他找了一個十分合適的借口：“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至于這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則如朱自清先生在《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所云：“尋督郵之事，殆非虛構，而謂以此去職，則史家張大之詞；妹喪固是實情，然亦去志久決，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詞以對親友及執(zhí)事者耳�！�

作者（選自《閱讀與寫作》２００１.１０，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