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十分復(fù)雜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晉朝的大司馬；祖父做過太守，父親大概官職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淵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視門閥的社會里，陶家的地位無法與王、謝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門。陶侃出身寒微，被譏為“小人”，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之人�？梢韵胍�，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處境是相當(dāng)尷尬的。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nóng)村里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他常說因家貧而不得不出仕謀生，這固然是實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種想要建功立業(yè)的動機�！懊椭疽菟暮�，騫翮思遠(yuǎn)翥”（《雜詩》其五）就透露了這一消息。陶淵明２９歲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辭職。后來江州召為主簿，他未就任。

晉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淵明到江陵，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dāng)時桓玄掌握著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quán)，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chǎn)生了歸隱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寫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中說：“詩書敦素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尋陽居喪了。此后政局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安帝元興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討尚書令司馬元顯為名，舉兵東下攻入京師。元興二年（４０３）桓玄篡位，改國號曰楚。元興三年（４０４）劉裕起兵討伐桓玄，入建康，任鎮(zhèn)軍將軍，掌握了國家大權(quán)，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于是陶淵明又出任鎮(zhèn)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在赴任途中寫了《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覺得時機到來了，希望有所作為：“時來茍冥會，婉轡憩通衢�！绷硪环矫嬗志鞈僦�田園的生活：“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边@時劉裕正集中力量討伐桓玄及其殘馀勢力，陶淵明在劉裕幕中恐難有所作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義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這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jù)《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yīng)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而他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說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fù)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yīng)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于是堅決地辭官隱居了。

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后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要歸隱，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堅定了隱居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保ā峨s詩》其二）他在詩里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表示隱居的決心，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決心的一種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沒有再度出仕的機會，但是他拒絕了。晉朝末年曾征他為著作佐郎，不就。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他更厭倦了政治，在《述酒》詩里隱晦地表達(dá)了他對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貧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保ㄊ捊y(tǒng)《陶淵明傳》）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寫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這成為他的絕筆。死后，朋友們給他以謚號曰“靖節(jié)先生”。他的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了誄文，這篇誄文是研究陶淵明的重要資料�！端螘�》、《晉書》、《南史》都有他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