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我們坐在一起談論蕭乾先生其文其人，我以為，這也有在文學領域里總結二十世紀的意義，或者說是這個總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吧。不管圍繞蕭乾有過些什么樣傳說的迷霧，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包括成見與偏見，而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早在半個世紀之前，他就以３０年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書評、編輯工作的實績，４０年代人生采訪的實錄特別是有關二戰(zhàn)歐洲戰(zhàn)地的現(xiàn)場報道，進入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后者尤其具有國際影響，說起當年歐洲反法西斯的戰(zhàn)地記者，不能不數(shù)到中國有一個蕭乾。

隨后蕭乾遭到了封殺，文學史上不見了他的名字，接著是不僅對其文的封殺，進而為人身的迫害，既有精神的折磨也有軀體的摧殘。就我所知，這一切從郭沫若署名的一篇"檄文"開始。

那就是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脫稿”，再過幾天就將紀念它的五十一周年了。當時刊發(fā)在３月１日出版的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文章聲討所謂紅黃藍白黑五種反動文藝，最后一種以蕭乾為典型，加以“妖魔化”，是這樣說的：

什么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所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這是標準的買辦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貴族的芝蘭”，其實何嘗是芝蘭又何嘗是貴族！舶來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國主義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國的圓。高貴得很，四萬萬五千萬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這位貴族鉆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報這個大反動堡壘里盡量發(fā)散其幽緲，微妙的毒素，而與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紅小生，藍色監(jiān)察，黃幫弟兄，白面嘍羅互通聲息，從槍眼中發(fā)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著了。就和大公報一樣，大公報的蕭乾也起著這種麻醉讀者的作用，對于這種黑色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勛就是政學系的大公！

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

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我想不須再贊一詞，今天任何一位心理健康正常的讀者，都會對這一文風文體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戳舜宋�，就知道所謂大批判并不自“文革”始，也不自反右派始；這不正是魯迅指為“辱罵和恐嚇不是戰(zhàn)斗”的“辱罵和恐嚇”么？魯迅還曾有“才子加流氓”之說，我們在這里看到的，則二者僅見其一也。

我當時已經(jīng)屬于革命的群體，讀過蕭乾，卻是不會被他“麻醉著”了；初讀這一宏論感到“震聾發(fā)聵”，雖不免心存疑惑，但覺得“大有來頭”，部分地被郭沫若“麻醉著”了，以致將信將疑，我想當時有不少要求革命的文學青年，大約都是類似的情況。

在此情此景之下，１９４９年初蕭乾做出從香港回大陸的選擇，楊剛、李純青的說服動員起了重大作用，蕭乾應是把他們當做可以依賴的朋友，聽取他們的意見的。最后拿“大主意”的自然是蕭乾自己。他思前想后當然有很深層的內(nèi)容，而他后來回憶中曾說，他想起童年在北京看到的“白俄”的處境，他不愿意在國外當“白華”云云，我相信這是最核心的真話。而且他看到了美國正在搞麥卡錫那一套，并不以為彼處有仙鄉(xiāng)；他在西方世界有所親歷，在當時《大公報》又正從事國際問題評論，不會幼稚到認為外國的月亮一定比中國的圓吧。

郭沫若這個革命左派這篇戰(zhàn)斗大文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蕭乾。連《大公報》尚且不保，遑論一個記者，一個文人！這里說到《大公報》，這是一個辦報者表白為民間立場，而革命左派指為“政學系”“御用”的報紙，由于它在二十世紀中國報刊史、輿論史以至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千秋功罪”，是值得認真評說的。我期待著一本實事求是的《大公報史》，我認為將《大公報》歷史上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和內(nèi)戰(zhàn)期間的重要評論編輯出版，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附帶說一句題外的話，關于《新路》。多少年來，蕭乾曾因他一度受邀參加這份雜志（雖然他因遠在上海根本沒有參與具體籌劃，后來又謝絕邀約去了香港），這段歷史反復受到審查，似乎當時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為蕭乾個人的歷史問題，應該說已經(jīng)澄清；然而，我以為，不來著眼替蕭乾辯誣，假設他當時參與了《新路》的實際編輯，難道就罪在不赦嗎？這本刊物由吳景超主編，錢端升負責政治欄，這兩位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運動中都劃為右派，在他們的罪狀中，創(chuàng)辦《新路》該是一筆歷史舊帳吧？他們的右派結論都已改正，不知道在這個問題上留沒留下尾巴，是怎樣為《新路》定性的？我以為時至今日，我們不是從人事檔案的角度，而是從現(xiàn)代史的角度，應對這一份雜志有個準確的看法。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發(fā)出不同的聲音。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批準《新路》的注冊登記，是他們還要標榜"出版自由"，然而，不久，他們還是像查封上海幾家報刊那樣，禁止《新路》辦下去了，因為他們已經(jīng)虛弱得聽不了任何一點不同的聲音；在最后查封《觀察》后不久，南京政府也就垮臺了。

對于《大公報》的立場，有一個至少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的說法，叫做“小罵大幫忙”，大概就是說它雖然對國民黨也有所批評，但根本上不是要推國民黨的統(tǒng)治，而是要改善它，也就是維護它的。這個說法不知其來何自，但我猜是來自當時的革命陣營，因為我是在１９４８年聽中共地下黨的同志這樣評價的，人很年輕，顯然也是從自認為可信賴者那里聽來的。有趣的是，蕭乾在１９５７年短時期的“鳴放”中發(fā)表了有限的文字，特別是成為批判重點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在作者，他是“七分肯定，三分批評”的，這不也正是“小罵大幫忙”嗎？怎么就成了企圖顛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罪狀了呢？沒有法治，言出法隨，以言定罪，就會以隨意性代原則性，發(fā)生多重標準、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等等現(xiàn)象。

在文化專制高壓下，蕭乾的心靈也遭到扭曲，后來他回憶這段時日，對此從來不回避也不粉飾。整個中國，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政治氣氛有了很大的轉(zhuǎn)變。蕭乾重新拿起筆來，雖已垂垂老矣，卻十分珍視生命的這一機緣，他不倦地寫作，實際也在不斷總結自己的一生。他決心像老友巴金那樣，把說真話放到作人和立言的第一位來。他說過一個故事：“文革”中一個人跳樓自殺，一時未死，在彌留時，卻說他是在幻覺中追趕一個革命，不想從窗戶越出了；此人說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假話，然而是為了死后不致被誣為“畏罪自殺”或“自絕于人民”。這是一個含淚的笑話。蕭乾說他在有生之年不再違心說話，即使不能說真話，但也可以沉默，而不說假話了。他說了他在思想解放中逐步解除戒備的真實心路歷程，而在他表示“感謝反右派斗爭”時，不是“戲說”，他是設想如果不是在反右后戴上帽子，而繼續(xù)執(zhí)筆寫作，那末到了“文革”，加以清算，他就將不是僅以“死老虎”身份陪斗，而不會比鄧拓、吳晗、廖沫沙的遭遇更好了。以上不是原文，意思大致不差，這是我所見到的回憶錄中說到自己最坦率的真話之一。

而真話，當然遠遠不限于敘述個人的經(jīng)歷。蕭乾在近十幾年里，說了許多我稱之為“實質(zhì)性”的真話，有些并且是有關社會政治的敏感問題，這是極其可貴的。正是因為說真話在今天也還不是完全沒有阻力，如蕭乾這樣以耄耋病弱之身，仍然密切關注世事，發(fā)出自己的真實的聲音，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例如“文革”這個話題，不知為什么，總好像還是犯忌諱的�！拔母铩笔敲褡宓臑碾y，如果你是中國人民的兒女，是這受難的民族的一員，有什么理由為災難制造者諱？“文革”又可說是國恥，也許有人認識到這一點，但是錯把“家丑不外揚”當成了“知恥近乎勇”吧？

而蕭乾是最早觸及“文革”話題的人之一，他在１９８５年初發(fā)表在人民日報的《歐行冥想錄》里提出為“文革”死難者修建永久紀念館的建議，他是在慕尼黑參觀“納粹興亡史”展覽以后這樣說的：

展覽廳一進門，迎面就寫著“永勿忘記”。是的，不能忘記呀！記住，歷史才不會重演。

于是我想，十年浩劫期間，喪命于“文攻武衛(wèi)”下的那些屈死者，難道就那么白白犧牲了嗎？不該為那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修個永久性的紀念館嗎？何不把那些打人的銅頭皮帶，殺人的三棱刀，“中央首長”當年那些“批示”等等實物，以及能搜集到的種種侮辱、折磨和殘害人的照片都集中起來，展覽出來，讓子孫萬代也知道一下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好記取那血的教訓。同時也向世界宣布：“文革”不是三五年搞上它一次，我們的確痛下了決心，要確保那樣的悲劇永不再重演。

在這里，蕭乾早已超越了個人的遭際，他是在為民族的命運，人類的未來而思考。因為作為一個集權主義的受害者，一個愛國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他本人已經(jīng)恢復了政治名譽；這不是指的“文革”結束后有關單位給他改正右派結論的一紙通知書，而是他不僅以他的歷史的也以他現(xiàn)實的實踐，為自己大體上從１９４８年郭文開始蒙受的誣枉平反了。

關于知識分子，最近，在文集之外，蕭乾還發(fā)表了非常警策的言論，他是在講“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異同時說這番話的：

若把國家比作一條船，船上有眾多劃船手。其中，作為知識分子，就得一邊劃，一邊還高瞻遠矚，留意船的走向。

一個國家需要成億的讀書人（包括專家學者），他們當然是靠山，是骨干。知識分子只能是其中的少數(shù)。而且由于好多言多語，還是掌舵者不大歡迎的少數(shù)。

以五十年代而論，從胡風到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就都是一些不安于光當讀書人的生活干預者。知識分子雖然有時可能使當權者感到礙手礙腳，其實，從長遠看，對國家只會有好處。倘若依照林彪，都成了盲目的歌德派，沒有輿論，只有公告，國家勢必死氣沉沉，甚至走向滅亡。

百家爭鳴是盛世景象，一家獨鳴結局總不美妙。

（《小議知識分子問題--讀丁東的《和友人談話》》）

這是一個中國老知識分子在世紀末語重心長的囑咐。他說：“我正以好奇的心情，巴望下一個世紀。我有信心看到中國更加強大、健康、開放�！保ā段野屯�》，１月１５日《北京晚報》）而這個美好的前景，不能離開中國的讀書人，更不能缺少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份努力。

蕭乾先生說他當年聽傳達說陳毅在廣州宣布知識分子（指讀書人）也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時，不勝雀躍。我希望，在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隨著全民族文化素質(zhì)的提高，智能經(jīng)濟的普及，我們將宣布中國的工人階級、農(nóng)民階級和其他社會成份，都已經(jīng)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全國都是讀書人了。正如遲早有一天，我們將宣布，中國在長時期消滅富人未能實現(xiàn)社會改造以后，改弦更張，終于在全國范圍消滅了窮人，亦即真正實現(xiàn)了普遍富裕一樣。那才是真正新世紀（而不僅是新的世紀紀年）的開始。

讓我們以同樣的對新世紀的“巴望”，告慰在病房里的老人。在這部凝結了他畢生心血和智慧的文集里，竟有那么多的篇幅是寫于晚年二十年的。真是“為霞尚滿天”啊。這對我們剛剛六十多歲的人是極大的鼓舞，對于更年輕的讀者和作者，他思想的活躍，視角的廣闊，心胸的寬容，持論的新銳，寫作的勤奮，就是更大的挑戰(zhàn)了。

謝謝《蕭乾文集》的編者和出版者，讓我們從這里認識了一個真實的蕭乾。

［附記］這是作者在蕭乾九十誕辰北京紀念蕭乾文學創(chuàng)作七十周年暨《蕭乾文集》首發(fā)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蕭乾先生未能到會，此發(fā)言稿請文潔若夫人于會后轉(zhuǎn)呈一閱。不知得老人寓目與否，因為很快就傳來他病危以至昏迷的消息。驚聞蕭老逝世，謹將拙文送《文匯讀書周報》以代悼念文字。這是關于蕭乾我最想說的一些話，也是本想說給蕭老就教的一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