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原名蔣正涵，字養(yǎng)源，號海澄，筆名還有莪伽、克阿、納雍、林壁等。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７日生于浙江省金華縣畈田蔣村一個地主家庭。因為算卦的說他的“命”是克父母的，所以自幼被寄養(yǎng)在一位叫“大堰河”的貧苦農婦家里，到五歲才回到父母家中。這使他從小感受了農民的憂郁，并把自己的命運和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在回到家里后，他一直處在冷漠的空氣里。這幼年的不幸遭遇，成了他日后作為一個革命詩人的幸運的機緣。從家族關系、生理血統(tǒng)看，他是地主的兒子，而從感情關系、心靈系統(tǒng)看，他卻是精神上的“農人的后裔”。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正是以此為土壤而生根發(fā)芽的，他正是以歌唱“大堰河”踏上了詩壇。

“五四”運動爆發(fā)時，艾青正在中學里學習，受到了愛國主義和科學與民主的啟蒙。他曾和同學一起上街游行，喊口號，砸爛賣仇貨（日本貨）的商店、搗毀公開賣鴉片煙的“禁煙督察署”，去郊外迎接路過金華的北伐軍。

一九二八年夏，艾青中學畢業(yè)，考入了杭州國立西湖藝術院繪畫系。學了不滿一學期，院長勸他到國外去學習。于是在一九二九年春，他便和幾位同學懷著浪漫主義思想逃跑似的到了法國巴黎學畫。最初家里還肯接濟，不久就斷絕了。他在一家中國的漆作坊找到工作，有時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納斯一家畫室畫素描。他愛上后期印象派的畫家，而看不起“學院派”的繪畫。他還閱讀了不少俄羅斯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蘇維埃十月革命的小說和詩歌，以及歐洲現(xiàn)代詩歌。凡爾哈侖、惠特曼、馬雅可夫斯基、蘭波等人都對他產生過影響。“九·一八”事變后的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寫生，一個喝醉了的法國人走過來向他嚷道：“中國人！國家亡了，你還在這里畫畫！”他覺得這話就像在他臉上打了一記耳光，于是他便于一九三二年初由法回滬。當時國民黨和日本已簽訂《何梅協(xié)定》妥協(xié)投降了。當他看到閘北一帶的斷墻殘壁時，幾乎要哭了。同年五月，加入了“中國左翼美術家聯(lián)盟”，同時和江豐、力揚等幾個學美術的青年組織了一個美術團體“春地畫會”。同年七月十二日，當畫會成員在念世界語時，他和其他十二人突然被捕入牢，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才出獄。

早在中學時代，艾青就開始學寫詩。在巴黎三年“精神上自由，物質上貧困”的生活中，也時常在速寫本里記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覺和自己的觀點之類的作品，并且創(chuàng)作了記述他參加反帝大同盟東方支部在巴黎集會情景的詩作《會合》（一九三二年五月發(fā)表于左聯(lián)刊物《北斗》），但是那時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從事美術的學習和創(chuàng)作；到后來他在獄中失去了繪畫的物質條件才自然地把精力轉而傾注于詩歌創(chuàng)作。他曾說：“決定我從繪畫轉變到詩，使母雞下起鴨蛋的關鍵，是監(jiān)獄生活。”（《母雞為什么下鴨蛋》，見《人物》一九八○年第三期）每當不眠之夜，詩人借鐵柵欄外的燈光，在白紙簿上寫詩，有時把兩句疊在一起了，等天亮再把它們折開重抄。他說：“我借詩思考，回憶，控訴，抗議，……詩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觀的直率的回聲。”

一九三五年出獄后，艾青回到家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常州武進女子師范教了一個學期的書，又在上海亭子間里繼續(xù)寫詩。他把自己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寫的詩選了九首，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大堰河》，引起了評論界的注意，后由巴金收進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后，艾青在黑龍江、新疆農場勞動。１９７８年重返詩壇后，作品思想更趨成熟，感情深沉，富于哲理。

艾青抗戰(zhàn)爆發(fā)后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后任《廣西日報》文藝版編輯、重慶育才學校文學系主任。１９４１年去延安，曾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抗戰(zhàn)勝利后歷任華北文藝工作團團長、華北聯(lián)合大學文藝學院副院長、華北大學第三部副主任。建國后歷任《人民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