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９年，我８歲到１７歲。家里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貞浤鞘�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有的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那些見過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稱贊，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制作的四川臘腸、臘肉等，也足以叫鄰居們嘖嘖稱奇。有人就對我發(fā)出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慣啊！”但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只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并且那話里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

母親在飲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郵件大戶。如果那幾十種報刊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只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余的竟都是為我訂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么那么舍得為兒子花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么破舊，家里連套沙發(fā)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這個愛好，盡著他吧！”

１９５９年，我被北京師范�？茖W校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

１９６０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進門就發(fā)現(xiàn)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隨他去。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問題在于：北京的這個家，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么，為什么不至少為我留下一間呢？但父親卻把房子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致，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地生活。父母遷離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里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上的一塊污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將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制的被子。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后，終于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于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這對于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母親很快寄來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為你寄上一床……”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現(xiàn)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將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

母親將我放飛以后，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摘自《劉心武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