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劃時代的年齡

巴老活過了整整一個世紀，誕辰就在眼下的１１月２５日。我們不妨把視野拓寬，看看人類歷史上真正活到一百歲的文學家有幾個，由此可以領悟，我們國家和我們這座城市，這幾天面對著一個什么樣的生命奇跡。

在我記憶中，中國古代，活到４０多歲的有曹雪芹、柳宗元；５０多歲的有司馬遷、韓愈；６０多歲的就多了，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７０多歲的不多，有蒲松齡、李清照；８０多歲現(xiàn)在能想起來的一位是陸游。世界上５０多歲的大作家有但丁、巴爾扎克、莎士比亞、狄更斯；６０多歲的有薄伽丘、塞萬提斯、左拉、海明威；７０多歲的有小仲馬、馬克·吐溫、薩特、川端康成、羅曼·羅蘭；８０歲以上的有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泰戈爾。我還沒有想起９０歲以上的世界級作家。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壽命比世界上的作家高一點，原因何在，不太清楚。７０歲以上的有張愛玲、周作人、張恨水；８０歲以上的就多了，郭沫若、茅盾、丁玲、沈從文、林語堂；９０歲以上的居然也有，葉圣陶、夏衍、冰心。

現(xiàn)在我們要面對的一個奇跡就是巴老，他活過了一百歲。所有的作家都會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進入人生的各個層面，又不得不面對自己的人生這么一個極其神秘、又無法完全控制的生命現(xiàn)象。從文化的意義上來看，因為活滿一個世紀的巴老的存在，一個世紀的變幻在一個生命體上獲得了完整的結(jié)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目光，在一個世紀的多個時期進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各種層面，一直看到今天。這雙眼睛還睜著。一個生命的事實把僵硬的歷史串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肌體，這就是生命奇跡的意義。我們可能還沒有能夠理解這件事情的意義，理解它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上的比例，但是它已經(jīng)存在了。“他還活著”這四個字，已經(jīng)震撼人心。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后余緒，居然還留在上海，這也是上海的一種光榮。

二、一個重要的文學形象

巴老的意義顯然不僅僅在于他的年齡。從文學的視角來看，巴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他所塑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高覺新”的形象，可說是世紀性的貢獻。

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曾經(jīng)說過，文學的特殊價值，是對于集體潛意識的尋照。這當然不是說每個人的意識和潛在的東西都有傳播和鑒賞價值。有一些意識流的作品，讀者在閱讀上產(chǎn)生了障礙，就是因為它們所表現(xiàn)的潛意識未必具有普遍欣賞的價值。所以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非常重要，他說，浮士德只能是德國人寫；不是歌德創(chuàng)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chuàng)造了歌德。這說明了集體潛意識和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

魯迅的阿Ｑ為什么一下子能夠震撼大家呢？因為他碰撞到了中國人集體的深層意識。如果僅僅把它看作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國浙江一帶一個貧苦農(nóng)民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精神格局就被縮小了。阿Ｑ對于中華民族潛在心理的概括，就像海明威的《老人與�！放鲎驳搅嗣绹�人的潛在心理一樣。

就是在這個思路中，“高覺新”這個形象同樣構成了一種世紀性的概括。時代轉(zhuǎn)型非常艱難，他在時代的進退中苦惱彷徨。他猶豫得那么認真，中庸得那么誠懇，最后帶來的卻是全局的破碎和自己的悲劇。這是２０世紀中國多少溫和的改革者、善良的掌門人的集體寫照，也是社會群體心理的集體寫照。所以我很贊成這個說法，高覺新這個人物具有“原型的價值”。形象往往大于作家，作家未必是有意識的，但是由于他的真誠，他的深入，他碰撞到了。有的文學作品可能形象更生動，語言更別致，風格更優(yōu)美，但是這種能夠和一個時代的民族深層心理緊緊連在一起的形象，就不是很多。

三、一次勇敢的抗爭

創(chuàng)造了大量作品和形象，還只是巴老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巴老的更大光輝，在于他的道義精神。尤其是，１９６２年５月９日，他在上海文代會上的一次有關作家的責任感的發(fā)言，口氣平和，卻在極“左”的文化氣氛中具有振聾發(fā)聵的意義。他發(fā)言的題目是“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他在發(fā)言中說：“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我當然不會看到棍子就縮頭，但是棍子挨得多了，腦筋會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在我們社會里有這樣一種人，人數(shù)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但是你只要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xiàn)了。他們喜歡創(chuàng)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于自己制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里頭去，倘若有人不肯鉆進他們的框框里頭去，倘若別人的花園里多開了幾種花，別人的窗前多幾聲鳥叫，倘若他們聽見了新鮮的歌聲，看到了看不慣的文章，他們就會怒火上身，舉起棍棒，來個迎頭痛擊。他們?nèi)藬?shù)很少，可見他們聲勢浩大……”

幾天以后美聯(lián)社就此作了報道：“巴金５月９日在上海市文化藝術家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缺乏言論自由，正在扼殺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于是巴老這篇講話給他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不善言辭的巴老在這個發(fā)言中表現(xiàn)出了一種巨大的文化勇氣。相比之下，他的朋友們，也就是中國現(xiàn)代的那些作家，不論是位居高官的郭沫若、茅盾、夏衍，還是受到打擊的如沈從文、丁玲，還是處于普通狀態(tài)的許多人，都沒有在“左”傾泛濫時期，發(fā)出過這樣等級的抗爭。

巴老的發(fā)言純粹是從文化意義上提出的，即使從現(xiàn)在看起來，這也是切中要害的。巴老認為最壞的事情，用現(xiàn)在的話來講，就是文化的建設機制，遠遠抵不過文化的破壞機制。他當時主要指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他們就是用大一統(tǒng)的“左”傾的標準，不斷地傷害、誣陷、侮辱辛辛苦苦的文化建設者。巴老的這種揭露，直到今天看來還沒有過時。

這個發(fā)言以后，文化界許多人既佩服又伸出了舌頭。“文革”期間張春橋說，對于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那么他能指出巴金什么罪行呢？他指的就是那個發(fā)言。

平心而論，一個作家要評述最上層的路線斗爭，往往是搞不清楚的。但是一個作家能夠切身感受到文化建設與文化破壞之間的關系。因此巴老立足文學本位，守住作家本分的發(fā)言，就能產(chǎn)生強大的效果。這是一種真正的勇敢，這個發(fā)言也成為了這個世紀最為重要的發(fā)言之一。

四、一句珍貴的留言

巴老的這句留言，就是“講真話”。這三個字，可以說是一句世紀性的留言。我們可以找到改變中國經(jīng)濟和政治面貌的許多精彩的話語，但哪一句是切中我們世紀的文化弊病、又樸素又能夠讓大家記住的最重要的話呢？我以為就是巴老所說的三個字“講真話”。

這話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非常難做到。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缺少實證意識的國度里邊，“講真話”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而巴老的“講真話”，正是有著挑戰(zhàn)某種民族思維的性質(zhì)。

我本人，是在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假話，也深受了許多假話和謠言的傷害以后，才慢慢明白了為什么魯迅先生說的中國文化從某種意義上是“瞞”和“騙”的文化；魯迅先生還反復講，路上的“看客”，特別喜歡看這“瞞”和“騙”的文化，反而覺得真相、真話都太“掃興”。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心理疾病。

對于巴老呼吁的“講真話”，當時有一個說法叫作“真話不等于真理”，很能迷惑人。這就是號召大家講“真理”，不一定去講真話。我在一篇文章中講：我的一生雖然沒有巴老那么長，可我們聽到過多少“真理”又聽到過多少假話。很多偽“真理”正是攀著假話的翅膀在到處飛翔的。“真話不等于真理”制造了一個假邏輯，它把真話和真理這兩個并非對立的概念，粘連在一起并對立了起來。其實，真話的對立面是虛假，不是真理。而有些人是經(jīng)常在玩著這種假邏輯的。

“文革”以后，我們平反了幾十萬件冤、假、錯案。但是這些案子當時都是有證人、證詞和證據(jù)的，人們也都以假為真，包括了相信國家主席是叛徒、特務、工賊。這時候我們才真正認識到魯迅所說的中國文化中的某種“瞞”和“騙”的性質(zhì)了。而文化又與大家的集體心理有關，連沒有文化的人也掙脫不了這個慣性。正因為全民族沒有對虛假和真實之間的界線的敏感，于是冤、假、錯案就產(chǎn)生了那么多。

對于民族文化中的這種劣根性，魯迅先生早就講了，而巴老又用“講真話”三個字在呼吁，雖簡單卻刻骨銘心。巴老的告誡，不僅僅是文學意義上的，它在召喚一種以真實為基礎的良知。如果我們在新的世紀中，要使中國文化在盜版、謠言、誹謗、假藥、假酒、假文憑、假身份證中掙脫出來，重新獲得自己應該具有的尊嚴，應該記住巴老的這個告誡。

五、一種貫穿始終的憂郁

巴老的憂郁也是一種世紀性的文化基調(diào)，因為巴老充滿敏感和良知，又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因此不能不憂郁。

但是巴老的反抗不走極端，而是以人道主義作為反抗的底線。正因為這種底線，使巴老受到過兩方面的不理解：激烈的族群會認為他不是徹底的革命者；而過于溫和、現(xiàn)實的人，則覺得巴老經(jīng)常有觸及時弊的思想言詞出來，揭穿了他們“粉飾太平”的企圖。因此巴老會存在一種孤獨。

作家的孤獨并不是他缺少讀者，但是在最深層的精神意義上，他是一個寂寞的思考者、體驗者和感受者。

“文革”期間，我們在報紙上看到有文章批判巴老，“肩挑兩百年，思想革命”，要革命群眾不要為他的勞動表現(xiàn)所迷惑。這樣來對待一個年紀相當老的作家，讓人實在痛心。當時，我有一種判斷，巴老為什么能承擔起那么繁重的體力勞動？一定是因為精神的苦悶無與倫比，而在土地上的勞作反而會獲得一種輕快；但是它是不是能排解巴老的內(nèi)心苦悶呢？不能。后來傳來他妻子病危的消息，他去請假，要求回去照顧，得到的答復是：“你又不是醫(yī)生，回去干什么？”這對巴老的精神打擊很大。

巴老在妻子去世不久后回到家里。一次我去巴老家，聽到他一個人在房間里背詩，聽不懂。李小林告訴我，父親是在背但丁，背《神曲》，并說他在隔離室、在農(nóng)村監(jiān)督勞動時也在背。面對個人的災難，但丁的《神曲》是不是他的精神領地呢？至少他把災難提升了。這也正維系了一種高貴的孤獨和憂郁，而它們以后一直沒有在巴老身上失去過。冰心曾經(jīng)勸巴老不要那么憂郁，但是后來她明白了：這是他的享受。巴老正是在憂郁的過程中享受著生命。這種精神品格對我們今天的文化氣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今天的文化氣氛中，除了暴戾的毀人欲望之外，還有大量的假裝歡快的成分，以至是虛假的文化狂歡，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缺乏高貴的憂郁。

巴老是安靜的，即使在身體還好，擔任中國作協(xié)主席和政協(xié)副主席的時候，也是安靜的。作為一個下一代的觀察者，我看到許多文化人做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事情，要么假裝渾身的歡快、渾身的牢騷、渾身的憤怒，要么假裝有一肚子的材料要揭發(fā)別人。而巴老即使在分析災難時也沒有過多的個人控訴，更多的是在探究人性與社會的關系。巴老一輩子不罵誰，不批誰，不傷害誰，他總是樂于幫助人，如果幫助不上，還會十分歉疚。在他的反思文章中，主要有這樣兩方面：沒有能幫助可以更多給予幫助的人，可能不小心還傷害了不想傷害的人。

巴老一百歲了，在他高貴的憂郁中，既有自己的道德取向，又不斷拷問著民族的精神與靈魂；這樣高貴的憂郁，能否留存？又能夠保存多少和多久？

一個世紀以來，“五四”以后志士仁人的努力，大體上應該有一個句號了。而在新的世紀，我們的文化結(jié)構到底會怎樣呢？我們期待在巴老以后，不會是一片精神的荒原。

（原載解放日報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