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春秋》之外再看《詩》。今存《詩經(jīng)》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類。其中有廟堂之詩、卿大夫之詩，也有民間詩歌。它們所反映的時代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但在孔子之前卻不是這種狀況。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guān)雌》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笨芍�今本《詩經(jīng)》是從先前大量的詩歌中整理而成。

《詩經(jīng)》、《春秋》之外，為《禮》、《樂》、《易》�！抖Y》、《樂》的情況我們在談到周公制禮作樂時已作過分析，孔子整理時所憑借的原本或許正是西周初年以來形成的那些東西。至于《易》，情況則相對復雜些。前已提及的《八索》似乎是《易》八卦之源頭或雛形，起源似應(yīng)很早，主要為占筮的功能�！稘h書·藝文志》在談到《易》的演變時說，《易》曰：“伏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約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象》、《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這種說法雖然不必全為歷史事實，但其大要確實反映了《易》在成書之前的主要演變。換言之，伏羲作八卦或許是古代先民的一種傳說，或許就是遠古以來相傳的《八索》，但這種八卦或八索到了殷周之際確乎有了重大變化，其表征便是由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并作卦辭和交辭。

文王作《周易》的說法由來已久。司馬遷《報任安書》就以為”文王拘而演《周易》”，想必太史公不致于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毫無根據(jù)�！断缔o》下也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當文王與紂之事也？”雖為推測之辭，但基本與太史公的說法相似，以為《周易》基本成型于殷周之際。

當然，說《周易》基本成型于殷周之際，并不意味著否認在此后的歲月中沒有增飾和修改。因為從《周易》本身的性質(zhì)看，由于它主要的功能是占卦，故而當殷周之際由八卦演為六十四卦之后便不可能不經(jīng)過更多人的實踐與檢驗，于是我們看到在《周易》卦爻辭中所記載的那些故事，有的出于文王周公之后，這顯然是后人為驗證《周易》的功能而增加進去的。總之，在孔子之前，《周易》的基本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具備，而且可能因?qū)嵺`的發(fā)展，還出現(xiàn)了許多對《周易》原理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孔子整理《周易》時的基本素材。這一點便決定作為六經(jīng)之首的《周易》實際上和其他五種典籍具有極為相似的地方。

當我們基本明了儒家經(jīng)典的主要來源之后，我們便有可能進一步探討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guān)系，并進一步明了孔子在儒學發(fā)展史上以及中華文明史上何以占據(jù)如此重要的地位。

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guān)系至為復雜。一來因為史闕有問，無足夠的資料填補并重建這段歷史；二是因為儒家學派內(nèi)部的門戶之爭，使這一原本可以不必討論而默認的問題更趨復雜化。西漢的經(jīng)學家以及以后的今文學派差不多都認定儒家六經(jīng)皆經(jīng)孔子手定，有孔子然后有六經(jīng)，孔子之前無所謂經(jīng)。皮錫瑞在《經(jīng)學歷史》開頭便說：“經(jīng)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jīng)為始�？鬃右郧�，不得有經(jīng)；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痹谒�以及那些今文經(jīng)學家看來，孔子之所以刪定六經(jīng)，并不是要整理所謂古代文獻，而是借助于學術(shù)的手段寄托高遠的政治理想。皮氏寫道：“讀孔子所作之經(jīng)，當知孔子作六經(jīng)之旨�？鬃佑械弁踔�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刪定六經(jīng)，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后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后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jīng)之內(nèi)。故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jīng)即萬世教科書�！憋@而易見，今文學者的這些說法即便與孔子當時的內(nèi)在心情相合，也不免立論過于偏激，極易招致反對者的詰難和批評。

東漢之后，古文經(jīng)學者一般依據(jù)孔子的學術(shù)自述，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推斷孔子只不過是把前代已有的史料加以系統(tǒng)整理以傳之后人，以保存古代文化而已，因而孔子只不過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史學家，他所整理的那些古代文獻并無什么不可理喻的微言大義和理論建構(gòu)。他們一般認為，儒家六經(jīng)皆為周公舊典，如果一定要推定儒學開創(chuàng)者的話，那也只能是周公而非孔子。

確實，后世的所謂儒家六經(jīng)并不是到了孔子之時才出現(xiàn)，而是先前已有的東西。問題在于，這些先前已有的各種文獻是否經(jīng)過孔子的整理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孔子在整理時究竟做過怎樣的工作？是否使之蘊涵深奧且難以理喻的微言大義，是否真的寄托著他老人家托古改制，以及為萬世開太平的深意？

孔子據(jù)已有舊典整理為六經(jīng)，原本是一個不必爭議的說法。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已說得相當明白：“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子。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nèi)�，白敫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wèi)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止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jù)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比绻�司馬遷的描述確有根據(jù)的話，那么，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guān)系便已相當明白，即《詩》、《書》、《禮》、《樂》基本是據(jù)舊典整理而成，《易》、《春秋》也是如此，只是更著意下了一番功夫而已。 然而到了近代，特別是隨著疑古學派的倔起，開始有人對司馬遷的記載表示懷疑，極端如錢玄同者甚至從根本上否認孔子與六經(jīng)之間的關(guān)系。他于１９２３年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