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２００５）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１０周年。如今的讀者，只要是高中畢業(yè)生，都可以被稱為先生的學生──《包身工》這篇報告文學直到２００４年，才從高一的課本中撤出。該文的影響可以說非常深刻，因為它不但影響了學生們的思維方法，甚至成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腳。

感謝互聯(lián)網(wǎng)，讓我方便地找到了《包身工》原文重新閱讀了幾遍，并且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的教師教學用書（電子版），該書從“課文研討”、“關于練習”、“教學建議”和“有關資料”四個方面，詳細地介紹了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如何檢驗學習效果、如何運用該文分析現(xiàn)實問題。

重讀原文及教師用書以后，我想提幾個問題與大家共同思考：

１、“蘆柴棒”（文中著墨最多的重點人物）被父母賣進這個血汗工廠的機會成本是什么？或者用更簡單的語言表述：“蘆柴棒”不進工廠的命運是否比進工廠的命運更好？

２、包身工通過賣身契約失去了自由，那么她們獲得了什么？

３、通過歷史的與橫向的對比，讓我們看看中日兩國工人的工資差距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

４、該報告文學對包身工處境的改善有什么建議？對包身工們改善落后貧窮面貌有什么價值？如何評價該報告文學對脫貧的制度演進的影響？

《包身工》作于１９３５年，是夏衍經(jīng)過長期的實地調查，在詳細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他以鐵的事實、精確的數(shù)據(jù)、精辟的分析和評論，把勞動強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隸一樣做工的女孩子們的遭遇公諸于世，憤怒控訴了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的殘酷剝削和掠奪中國工人的罪行。同時告訴人們，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溫床上，受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特殊優(yōu)惠”的保護，伴隨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衰敗生長出來的一顆毒瘤。

──摘自（教師用書電子版）第一段

請注意，這一段所引用的“罪行”之“罪”，其實是道德譴責，而不是法律譴責。因為３年包身工契約是建立在雙方合意和自愿的基礎上的契約，并不違反當時的法律。那么問題就來了：包身工們?nèi)缛碎g地獄般的遭遇，為什么官府不管？將女兒推向火坑的契約，父母為什么會“畫十字”并接受１０元銀圓？這就關系到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包身工們沒進工廠的時候，面臨的是“咬著草根樹皮”的競爭。進了工廠后面臨的是“兩粥一飯”的競爭。她們父母其實是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下進行了最優(yōu)選擇。因此，夏衍先生譴責她們兩粥一飯的待遇太低當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低效農(nóng)業(yè)導致人們生存面臨巨大風險的背景，也是該文的硬傷。

包身工的工資到底有多低？夏衍先生在文中介紹說，“蘆柴棒”作為生工，“最初，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類。幾個星期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钡谝荒甑钠骄�工錢是每天三角二分，第二年的平均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相當于每月１０塊大洋。這個“十塊大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們看看１９３３年發(fā)表的葉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介紹就清楚了：對于糧食豐收的地區(qū)而言，“糙米五塊，谷三塊�！奔仁畨K大洋相當于在豐收地區(qū)的2擔大米。她一年的收入相當于２４擔大米。毫無疑問，這種收入水平比她在農(nóng)村從事農(nóng)業(yè)，要高的多的多。

問題在于，這個收入被“帶工老板”買斷了。包身工們通過賣身契約，獲得的僅僅是一個從“生工”變成“熟工”的鍛煉機會。其實她們還獲得了三年后成為“自由工人”的機會和信息。從經(jīng)濟學上來說，該賣身契約對女工們的意義，實際上相當于上海需要招收女工的用工信息的成本。帶工老板們掌握著這些信息，該信息如此昂貴，以至于包身工們?yōu)榱双@得它必須支付３年白干的代價。

信息成本屬于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越高，對達成交易的阻滯作用越大。但是，這種交易成本到底由誰支付，取決于這種交易對誰更迫切。企業(yè)招收合意的員工面臨的是利潤的誘惑，包身工們獲得該項工作機會面臨的是延長生存的可能的誘惑。因此，該信息成本由包身工們支付而不是工廠支付，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這種信息的利潤水平如此之高，誘導了帶工老板們鼓動他們“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在“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廠的四萬八千工人里面”，替廠家招來了“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其實推動上海由一個小漁村演變?yōu)樯蟼�世紀３０年代的“東方巴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的地利──它在航運成為各國之間資源互補的紐帶的條件下，上海成為中外各種資源進行交易和生產(chǎn)的中心。在整個產(chǎn)業(yè)鏈上，帶工老板們扮演的是傭工信息的供應者角色。只要這種供應越短缺，那么這種信息就越值錢。道德譴責如果無助于改變這種信息短缺的狀態(tài)，那么譴責也就無助于改善這些包身工的就業(yè)環(huán)境（包括吃、住、工作時間等）。

可以推測，如果這種信息的利潤水平能保持如此之高，那么，三年以后，將有不少包身工無須從事“自由工人”職業(yè)，而是從事“帶工老板”的職業(yè)，從自己的家鄉(xiāng)招收更多的女孩脫離農(nóng)業(yè)，從事工業(yè)。我的意思是：利潤水平的降低緣于競爭激烈，而不是緣于記者的道德譴責。到現(xiàn)在，通過分工的演化，“人才信息”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項專門的行業(yè)，而從事這一行業(yè)的資本卻基本上只能獲得平均的收益率。是這種行業(yè)競爭而不是所謂的“記者的良心”才導致了信息價格的降低。

我們再來看看中日兩國工人的工資差距。夏衍先生準確地記錄了當時二者（兩國的包身工）的差距是：“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這里也由這些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擔負下來”。正是中國工人的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絕對優(yōu)勢將日本的工廠遷移到了中國。東北師范大學的董長芝教授在《中國現(xiàn)代經(jīng)濟史》中介紹說：“到１９３６年，外資紗廠的紗錠占中國全部紗錠數(shù)的４６．２％，線錠占４７．４％，織布機占５６．４％。擔外資紗錠都集中在少數(shù)幾個大廠中，是生產(chǎn)和效率上，華廠遠不如外廠”�！皬模保福梗茨甑剑保梗常赌�，中國的官營資本增加２１倍，民營資本增加１７５．４倍。從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３６年的１６年間，屬于南京政府主導的民族資本發(fā)展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