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彼�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檢舉揭發(fā)專業(yè)戶”，在揭發(fā)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fā)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yè)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fā)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lǐng)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实劭戳怂�的檢舉揭發(fā)，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這么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yīng)，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后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fā)現(xiàn)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jīng)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shù)量統(tǒng)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別后發(fā)現(xiàn)，他特別關(guān)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xiàn)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說蘇東坡“起于草野垢賤之余”，“初無學術(shù)，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shù)、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不這么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濫得”�？偠�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著一個最深秘的原素：妒忌。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后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只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F(xiàn)在，一個后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被实蹎枺骸昂我砸姷�？”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么關(guān)系？”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fā)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歷史。歷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shù)匾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于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fā)，并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nèi)鄙龠M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磥磉@位李宜之除了心術(shù)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gòu)成了一個鼓勵。為什么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睆哪撤N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人寫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jù)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于歷史，而是出于一種可稱作“砸窗了”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么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于現(xiàn)代派、也過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于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nèi)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和王（王圭）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fā)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么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fā)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fā)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guān)，沈括心中產(chǎn)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jié)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并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jīng)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lǐng)略了一組有可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jié)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說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