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哈姆萊特》深刻的社會意義

在鬼魂出現(xiàn)之后，他知道父親是誰害死的，并立志復仇。對于哈姆萊特來說，復仇既是自己作為兒子的責任，又因為兇手是當今的國王，是專制王朝的代表，推翻了國王，也就扭轉(zhuǎn)了這混亂的局面，拯救了這瀕于崩潰的國家，因而不僅僅是個人問題，還是關(guān)系到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問題。他勇敢地承擔了這一責任，同時也深感這一責任的重大：“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這一方面表達了他作為王子要為父復仇的堅定決心和作為人文主義者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的氣魄；另一方面，表現(xiàn)了他面對黑暗現(xiàn)實，對所負重任的悲愁和無可奈何的心情。哈姆萊特的裝瘋說瘋話，一方面適應(yīng)了內(nèi)心的憂郁，一方面針對外界的罪惡社會現(xiàn)象。社會上是非黑白，完全顛倒，小人得勢，大才受侮。在這種情況下，真話也只能當瘋話來說，于是哈姆萊特從全面講來倒是最清醒的。裝瘋可以迷惑陰險的克勞狄斯和廷臣的視聽，裝瘋可以暢所欲言，暴露丑惡的現(xiàn)實，揭發(fā)黑暗的社會，借此作弄國王和他的左右，看他們的反應(yīng)，給他們以鞭撻。因此，憂郁并不是絕望，而是正視現(xiàn)實，深入思考，尋找答案。他在憂郁的沉思中，因個人的不幸看到了整個社會的黑暗，從為父報仇認識到改造社會，從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的苦難形象，感染到一種超乎個人的力量，同時他指出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獄，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并決定肩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但就如何行動的問題上，他反復思考，一再延宕，成了一個延宕的王子。他這樣拖延并不是他不愛父親或?qū)Ω赣H被害不感到憎恨，而是他的敵人是一個掌握了政權(quán)而又奸詐陰險的國王，周圍又布滿爪牙暗探，他在斗爭中不可能輕舉妄動，因此他借父親之死而悲痛的時機假裝瘋顛。這樣既可以迷惑奸王和朝臣，以使敵人對自己能夠放松警惕而伺機報仇，又可暢所欲言地揭露社會罪惡和譴責敵人。哈姆萊特萬萬沒有想到，他的老同學，甚至心愛的情人，也竟然變成了奸王的幫兇。他的人文主義理想在丑惡的現(xiàn)實面前完全破滅了，他說“我近來不知為了什么緣故，一點興趣都提不起來，什么游樂的事都懶得過問……”他甚至考慮到“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盡管如此，他沒有一刻忘記復仇的任務(wù)。在安排了“戲中戲”之后，他行動起來，但變革現(xiàn)實的途徑仍未找到。最后在一場比武中殺死了克勞狄斯，自己也犧牲了�！爸卣�乾坤的責任”最終未能完成。他雖然殺死了敵人，但僅僅是除掉了一個惡人，而不是整個人文主義者整個理想和事業(yè)上的成功。他自己也認識到這一點，臨死前他希望好友霍拉旭把他的故事講述給世人，讓人們認識社會的真實面貌，更好地正視它、改造它。哈姆萊特所處的封建勢力雖然已經(jīng)腐朽但仍占統(tǒng)治地位，并有原始積累時期出現(xiàn)的新的罪惡勢力與之結(jié)合，在力量對比方面暫時還大大超過了人文主義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萊特所代表的人文主義者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們把社會的斗爭看作“善”與“惡”的斗爭，把改革社會的希望寄托在開明君主身上。在政治上是改良主義者，在行動上是孤軍作戰(zhàn)者。這就決定了哈姆萊特只能以悲劇告終，這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莎士比亞善于將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緊密結(jié)合起來，《哈姆萊特》對自然和人的贊頌也都洋溢著浪漫主義氣息。同時莎士比亞很注意情節(jié)的安排，他的戲劇常常包含幾條平行的或者交錯的情節(jié)�！豆�姆萊特》中三條復仇的情節(jié)交織在一起，而以哈姆萊特為父復仇為主線，以雷歐提斯和福丁拉斯為副線，三條線相互聯(lián)系，又彼此襯托，在復仇這個主要情節(jié)之下，還配合了愛情、友誼、家庭關(guān)系等次要情節(jié)，起著充實、推動主要情節(jié)和提示人物思想性格的作用。

人文主義在中世紀被廣大學者提出，人文主義的巨著在這一時期也層出不窮。這是人類的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人們開始擺脫封建神學的束縛追求人性的解放和個人的自由。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正將人類發(fā)展過程中自身的問題展現(xiàn)了出來。權(quán)力、地位、仇恨、憤怒、戰(zhàn)爭等等，這一切都是長時間困擾人類發(fā)展的難題。當我們?yōu)榱四繕藠^斗的時候，我們是否想到，我們最終會得到什么呢？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什么也沒有。劇中爭奪王位的人，王位的守護者，為正義奮斗的人，他們的下場是一樣的──死亡。這不意味著莎士比亞的悲觀，而恰恰相反，正是這樣的悲劇才能夠引起人們心靈上的共鳴。發(fā)自內(nèi)心的深省正是莎士比亞悲劇的深刻之處，也是他的悲劇的感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