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這樣的看法，一個人不論他是否讀過很多的書，獲得過什么學歷，判斷他是否真有較高的涵養(yǎng)，便是看他有無悲天憫人的情懷。沒有涵養(yǎng)的個人是可悲的，而沒有較高涵養(yǎng)的群體則是可怕的，他們的思維總是線性的思維，他們除了鮮明的肯定和否定之外，不會有第三、第四……種思考和結(jié)論。如果他們過多的裁決權(quán)，惡果可想而知。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對幾乎是處于社會最底層──在街頭賣舞的吉卜賽少女埃斯梅拉達和加西莫多傾注了特別的悲憫，描寫在反叛者吉卜賽女郎和面容丑陋的殘廢者加西莫多身上存在著真正的心靈純良和美好，而圣母院道貌岸然的副教主富洛婁和貴族菲比斯身上更多的是殘酷的、罪惡的情欲和心靈的空虛。從中可知，雨果通過他的想象和“創(chuàng)造”，對社會的“丑者”、“弱者”和卑微者有著格外的關(guān)注和深切的同情，張揚已被淡薄的社會良心、良知和悲憫情懷。這是許多作家想到也未必做得到或做得好的事情。

最能體現(xiàn)雨果大悲憫情懷的，我認為是他的長篇小說《九三年》，該小說寫的是十八世紀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即雅各賓專制時期國民議會和旺代的革命勢力之爭。頑固到底的保王黨人、老侯爵朗特納克在這一斗爭中敵手竟是他自己的侄子共和黨人郭文和當時國民議會的全權(quán)代表，即郭文早年的老師西木爾登。盡管雨果對革命予以嚴厲的譴責，把革命的士兵描寫為自覺的、英勇的共和主義者，并竭力再現(xiàn)高度的革命激情，但總的來說，他仍然是反對包括雅各賓恐怖在內(nèi)的任何形式的暴力的。雨果使郭文所幻想的仁慈的共和國和西木爾登所代表的恐怖共和國對立起來。郭文原諒了侯爵朗特納克的政治罪行并把他釋放了，因此被西木爾登判處死刑。西木爾登根據(jù)法令和他自己雅各賓信念作出了這一決定，然而，由于不忍目睹他所心愛的弟子和朋友郭文被送上斷頭臺，他終竟自殺……雨果也曾因這樣的描寫讓人們困惑。

雨果曾崇尚斗爭和暴力，最終他的大悲憫情懷又使他釋懷于斗爭和暴力，甚至超脫于普通意義上的恩怨情仇，使絕對的恩怨情仇“相對化”──雨果和他的《九三年》正因為這一點曾遭受諸多批評和抨擊。我們現(xiàn)在同樣很難簡單地用對或錯的標準來對雨果的當時的世界觀作出評判，但到了世界依然烽煙四起、暴力和戰(zhàn)爭的手段不斷升級的今天，我們應(yīng)當能夠理解和回應(yīng)雨果的良苦用心和悲憫情懷。正如我們現(xiàn)在很能夠體惜數(shù)十年前，圣雄甘地領(lǐng)導(dǎo)的用非暴力的靜坐行動震撼英國殖民統(tǒng)治者。不同的結(jié)果是，雨果的悲憫心未必能消弭類似于他所處時代的那種血腥紛爭；而甘地的非暴力靜坐最終讓英政府把政權(quán)歸還了印度人民。世上每一種理念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可能都有多種分野。

不論是雨果在小說中的悲憫的想象，還是圣雄甘地付諸于行的非暴力理念，都給這個似乎依然崇尚暴力的世界越來越珍貴的啟示：暴力應(yīng)當是解決問題時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方式，大悲憫的情懷才是世界安寧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