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世界新聞大學教授廖玉蕙最近有紐約之行，趁便訪問了資深作家王鼎鈞，提出問題擊中要害。她回去寫成訪問記發(fā)表，甚受臺灣文壇重視。茲由王鼎鈞先生征得廖玉蕙教授同意，把其中自述在文學創(chuàng)作途中摸索成長的部份摘出，由本刊發(fā)表，以供海外同文欣賞參考。王鼎鈞寫作五十五年，訪問稿只用了四千字，脈絡分明，要點俱在，有心人讀了、可從少少中知道多多。

一、談《左心房漩渦》與《千手捕蝶》風格改變

１９４５年，我的文章第一次印在報紙上，如果從那時算起，我已寫了五十五年。時間這么長，環(huán)境世局在變，文學思潮在變，我的生活經(jīng)驗和對人生經(jīng)驗的解釋也在變，我的文章怎能不變？內(nèi)容既然變了，形式的變化也自然一同呈現(xiàn)。

試舉《左心房漩渦》為例。１９８０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我觀望了一陣子，確定海外關系不致傷害親友，就寫信回國大索天下，向故舊印證傳記材料。當時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動，這種類似死而復活的激動，類似前生再現(xiàn)的激動，必須用另外一種形式表達，而且迫不及待。所以《左心房漩渦》在自傳《昨天的云》之前寫成，面目腔調(diào)和《昨天的云》不同。

至于學生說難懂，我在六十年代初期也說現(xiàn)代畫難懂，所謂難懂，真實的語意是不喜歡、不接受、不共鳴。我想您的高足說我難懂，恐怕也是如此吧，這是我應該受到的報應。

二、談散文的出位

“散文的出位”，好一個精釆的標題。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我為散文尋求厚度密度和象征性，向小說戲劇取經(jīng)借火。七十年代，有學問的人告訴我西方正興起“文體之綜合”。

說到文體的綜合，詩人和小說家偶而也有出位的現(xiàn)象。我編過副刊，愛登詩人寫的散文，他們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詩而來，現(xiàn)在我馬上想起余光中。我也常請小說家寫散文，他們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小說而來，現(xiàn)在我馬上想起端木方。有人說，（恕我忘了是誰說，）他們不算出位，他們是“越位”這個說法也很好。

他們的越位也許是當行本色、自然流露吧，我的出位則是一個努力的方向，跟當年學寫小說有密切關系。概括的說，我曾進入小說的城堡，不能久駐，臨行時帶走了一些家當，自立門戶。下面再作交代。

您提到“出位”與文藝獎的關系，我不清楚。現(xiàn)在我讀書少，記性差，有一個印象，散文出位很風行。杜十三的文章如電子音樂，既似管樂，也似弦樂，如果單以管樂作比，既似木管樂器，也似銅管樂器。莊裕安出入千門萬戶，游走自如。亮軒筆下，文體的界限有時是見仁見智的不定線，得心應手，走向“法非法”的境地。簡媜諸體雜揉，五色燦爛，難以逼視。這些出位的作品，我猜都是有意經(jīng)營的了。

三、何以能至今寫作不輟

我離國以后，受各種沖擊，一度失去文學表現(xiàn)的能力，后來得佛教的幫助，重建自己，不但繼續(xù)寫作，還有蛻變。我是基督徒，并未改變信仰，說個比喻，我是拿著基督教的護照，到佛教辦了個觀光簽證。我曾說，作家一旦發(fā)現(xiàn)有甚么方法可以使他寫得更好，就像商人發(fā)現(xiàn)賺錢的財路，軍人發(fā)現(xiàn)致勝的武器，一定不肯錯過。佛法對文學創(chuàng)作有幫助。

我一生都在學習。我從讀中國古典起步，后來歷經(jīng)新文學的寫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到后現(xiàn)代。我經(jīng)歷左翼掛帥，黨部掛帥，學院掛帥，鄉(xiāng)土掛帥，到市場掛帥。每個時段我都學到東西。在思想方面，我從孔孟、耶穌基督、馬列、佛陀面前走過，都沒有空手而回。我能融匯貫通。我生生不息。所以我一直能寫。

我熱愛文學，只有寫作能使我死心塌地。在我成長期間，我也有過別的機會，我徘徊歧路，最后仍然擁抱文學，這是命中注定。我不是天才橫溢的作家，也不是人脈縱橫的作家，現(xiàn)在快要八十歲了、更不是前景開闊的作家。我深深知道，沒有人以文學以外的因素注意我的文章。我必須好好的寫，讓人家還值得一看。

我必須盡心盡性寫文章。所謂“盡心”，盡我自已的心，指寫作的態(tài)度。所謂“盡性”，引用《中庸》的說法：盡人之性和盡物之性�！氨M人之性”指內(nèi)容題材，“盡物之性”指媒介工具和形式結(jié)構(gòu)，關鍵在一個“盡”字。我覺得寫文章很像開獨唱會，每一次登臺，每一首歌，都得卯足力氣，沒有誰可以馬馬虎虎應付一下。如此這般，對文學的心也只盡到一半，還有一半，靠各位主編“不遺在遠”。

盡其在我是否就一定得到讀者呢，那可難說。“三年得二句”而“知音如不賞”，那也只得由他。我常說，文章本身有它自已的命，它跟誰有緣，跟誰沒緣，緣深緣淺，緣聚緣散，有我們不知道的定數(shù)�，F(xiàn)在市場掛帥，在成本的壓力下，出版文學作品的風險很大。這幾年我又出版了幾本書，得感謝“爾雅”有情。

四、關于寫作計畫

當我還是文藝青年的時候，曾經(jīng)奉行計畫寫作、意志寫作，那時候，壓抑了許多內(nèi)心的創(chuàng)作沖動，可是大計畫也都沒能實行�，F(xiàn)在不同了，我又回到文藝青年的時代，寫作靠突然心血來潮，明明知道有許多文章應該寫，怎么也寫不出來，因此得罪了幾個朋友。到了這個年紀，交新朋友很難，得罪舊朋友很容易，你沒有甚么用了，他早就等機會舍棄你，連一根稻草也不肯擔待。那也只好由他。

我曾經(jīng)想寫一長篇小說，題目叫“遺囑”。在我的想象中，臺北有一個老翁，一個外省人，他的兒子死了，留下孫子。他深感自己年事已高，有一肚子話要說給孫子聽，可是孫子又還沒有長大，聽不懂，他決定寫下來，留給孫子以后再看。小說的內(nèi)容分四大部份：第一，咱家原來在那里；第二，咱家怎么會到這里來；第三，咱在這里做了些甚么事；第四，咱們以后還得做些甚么。我那時已經(jīng)相信藝術(shù)家應該沒有“立場”，我會寫得很客觀。

林海音女士聽到有這么一回事，打過兩次電話給我，催我快寫。她那時還在辦“純文學”月刊。也有人警告我寫不得，認為這個故事可能引起誤會，好象影射蔣總統(tǒng)后繼無人。我有一個弱點，不能同時做兩件重要的事，我得找一段很長的時間，集中精神寫這個長篇。老天爺不給我機會，“遺囑”胎死腹中。

到了符合條文規(guī)定的年齡，我立刻申請?zhí)崆巴诵�。我向國家社會借時間。

我有個最后的心愿，寫四冊回憶錄。第一本《昨天的云》寫故鄉(xiāng)幼年，第二本《怒目少年》寫我經(jīng)歷過的抗戰(zhàn)時代，這兩本已經(jīng)出版了。第三本寫內(nèi)戰(zhàn)，第四本寫臺灣，寫到１９７８年我離開臺灣為止，以后移民海外的日子就不寫了，我覺得我離開臺灣就沒有生活了。你聽，這個計畫像不像“遺囑”還魂？我現(xiàn)在能寫得更客觀。

第二冊國憶錄是１９９５年出版的，為何拖了六年未見下文？實不相瞞，內(nèi)戰(zhàn)的經(jīng)驗太痛苦，痛苦產(chǎn)生幻滅、怨恨、咒詛，我不想傳播這些東西。生活經(jīng)驗需要轉(zhuǎn)化，需要升華，需要把愁容變成油畫，把呻吟變成音樂，這個境界到今天才可望可及。叼天之幸，風中之燭未熄，照明度未減，眾多目光猶與燭光相接，手指雖不能握管，幸有中文計算機可以救濟。

四冊回憶錄，最后寫臺灣的一本是“大軸”，我所聞、所見、所受、所施，對臺灣的文學史（尤其是五十年代的文學史）有許多補充。當做文學作品的素材看待，我想指出“外省人”在因果中的生死流轉(zhuǎn)。我愿意暗示人人都在造因，住在臺灣和住在大陸的每一個人都不例外。我說過，作家應該沒有立場，也就是蘇東坡說的“空故納萬境”。我希望親愛的臺灣同胞、大陸同胞現(xiàn)在能包容我的感受，將來能認同我的感受。我想嘗試借著我收到的訊號，窺測人類歷史的密碼，供有緣人分享。這本書將努力避免議論評斷，上述的著作宗旨透過“出位的散文”來達成。

五、對詩、劇本和小說的涉獵

我本來的抱負是寫小說，寫長篇小說。１９５１年，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三位老師，得張道藩先生支持，辦“小說創(chuàng)作研究組”，我報名應考，蒙他們錄取。為了寫小說，我勤練散文，散文是小說的基礎。為了寫小說，我讀詩，詩開啟想象力，增加對文字的敏感。為了寫小說，我揣摩戲劇，取法戲劇的結(jié)構(gòu)。我也讀文藝理論，那時的觀念是，作家必須有理論修養(yǎng)。

很慚愧，小說寫不成，這里那里有人找我寫散文，寫劇本，寫評論，這好象是公民投票，大家決定我不能寫小說。我多年舉棋不定，最后棄子投降。我志在散文，但是怎么也忘不了詩、劇、小說，學習總是有益，詩，小說，戲劇，滲入我的散文，大大的改進了我的作品。

我是真正的職業(yè)作家，臺灣三十年，海外二十年，我的工作不離寫作，稿費有時占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有時占收入的百分之九十，符合職業(yè)作家的定義。我這個也寫，那個也寫，被動的成分居多，并非如您所說出于“喜歡挑戰(zhàn)的個性”，而是出于守分隨緣；不是根據(jù)“游戲說”，而是根據(jù)另一個說法：“職業(yè)，就是給你錢，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些作品，人家要我寫，正好我自己也很想寫，這是“天作之合”。四十五歲以后我爭取自主，《碎硫璃》近似“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蹲笮姆夸鰷u》如一場熱病。晚年偶而寫詩，更是莫之至而至。隱地兄“不容分說”給出了個詩集，我好象七十多歲生了個孩子，很高興、也很窘。

六、談紐約藝文活動

紐約華人的藝文活動，以畫展和音樂會居多，很蓬勃。華文作家常有新書出版，世界日報和佛教團體都為作家辦過很轟動的新書發(fā)表會。紐約市還沒有華文作家的讀書會，有作家組成的華文作家協(xié)會，還有紐約筆會，北大筆會，海外中國作家聯(lián)誼會。

談到文學刊物，立刻想起報紙的副刊。紐約市有四家華文日報，以我自已的感受來說，世界日報的副刊最豐富，最親切，也最及時。我是讀副刊長大的，四家日報的副刊我都看，而且每天看，“一個也不能少”。只要多走幾步路，臺北中央日報的副刊也看得到，我每星期去“閱覽“一次，風雨無阻。加州有一個美華文學月刊，很受兩岸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人注意，我也每期都看。

紐約人都很忙，辦演講會不容易。有時他們不得已而求其次，找我主講，我總是讓他們知道我不是演說的人才。當然也有不能推辭的時候，我只得事先寫好講稿，再三斟酌修改，非常勞神。憑我寫廣播稿的訓練，我對起承轉(zhuǎn)合、抑揚頓挫都有安排，聲調(diào)也有講究。我必定在講稿里放一點點好學深思而得的意見，也必須有小故事小幽默，也使用我從戲劇學來的欲擒故縱、似虛還實的小狡獪。我能使聽講的人滿意，但是不能讓很多人都來聽講，也就是說，他若來了，不虛此行，可是他未必肯來。我只能到這個段數(shù)，所以應該藏拙。

我的個性內(nèi)向，很少參加群體，現(xiàn)在體力不濟，一動不如一靜。只有一件事：如果有人找我討論寫作，我知無不言，只要給我時間，我言無不盡。當年三位老師熱心教誨，我無以為報，只有照《新約》的一句話去做：“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舍去”。不過，現(xiàn)在真正用心想把文章寫好的人減少了，好象認為“僧推月下門”、“僧敲月下門”還不就是那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