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閱讀古詩的目的之一，在于克服文字障礙，達成對詩人靈心妙意的理解。古詩在長期接受過程中往往存在被誤讀的情況。對古詩被誤讀的典型情況進行辨析，往往能加深我們對古詩的理解。下面以明代楊慎對杜牧絕句《江南春》的誤讀情況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

杜牧絕句《江南春》歷來傳誦，但明代楊慎曾非議過這首詩：“‘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睂τ跅钌鞯倪@番評論，清代何文煥曾批駁說：“升庵謂：‘千應作十，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何所云“鶯啼綠映紅”邪？’余謂即作十里。亦未必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日《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憋@然，何文煥的看法是對的，而楊慎則系誤讀，這是著名唐詩研究學者沈祖菜、余恕誠、袁行霈等的一致看法。也是學界的公論。不過，作為詩學大家。楊慎為什么會產生這樣明顯的誤讀呢？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詩學問題，上述學者雖各有論述，但都不夠全面。茲從以下幾個方面更為發(fā)明。

一、沒有考慮到詩題的重要性

若按照嚴格的標準界定，詩題當指詩人為自己的詩作所擬的題目。從蕭統(tǒng)主編的《文選》和逯欽立所輯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反映的情況看，中國古代詩人自擬詩題的習慣到魏晉時期才形成。經(jīng)過宋、齊、梁、陳四代的發(fā)展，唐代詩人擬題有了很高的技巧。唐代詩題已經(jīng)可以分為三類：(1)正面題：詩題與詩的內容相一致；(2)反面題：詩題與詩的內容相反；(3)無題。詩題與詩的內容沒有直接關系。其中正面詩題的出現(xiàn)是詩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如聞一多所言：“有了正面詩題，詩人作詩才成為一種藝術態(tài)度。”

根據(jù)創(chuàng)作的一般規(guī)律，寫詩既可以先成詩句，也可以先有題目。但由于選擇正面詩題的詩作在定篇時，作者勢必會根據(jù)詩題統(tǒng)籌安排詩句，因此古詩的寫作自然形成了“尊題”的慣例。這就要求讀者在鑒賞時，必須將詩句與詩題合觀對讀。杜牧《江南春》顯然屬于正面詩題，因此其第一句所謂的“千里”，是用于描述詩題所包含的“江南”這樣一個廣袤的地域的，而不僅僅是用于形容自己的視野。楊慎由于忽視了詩題的存在及其功用，而錯會了詩人的匠心。這正如袁行霈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所說的：用“千里”一詞，極言整個江南。到處是大好春色。題目叫“江南春”，正是著眼于整個江南，若改為“十里鶯啼綠映紅”。就不切詩題了。

其實，許多人在閱讀古詩時，都有忽略詩題的傾向。有的雖然能夠熟記詩句。但對詩題的印象相當模糊。有的雖然能夠確切地記住詩題，在理解全詩時則根本不考慮詩題的功用。楊慎誤讀《江南春》的事例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警示：只有充分審題，才有可能正確閱讀和理解古詩。

二、未曾顧及七絕的詩體特征

作為一種詩體，七言絕句以用最經(jīng)濟的手段來表現(xiàn)最完整的意境或感情見長，是最精粹的詩體之一。七絕這種以短小的篇幅來表達豐富深刻內容的特征。規(guī)定了詩人在寫作時必須比寫篇幅較長的詩歌更嚴格地選擇所要表達的內容。攝取其中具有的典型意義，以能夠從個別中體現(xiàn)一般的片段加以表現(xiàn)�！督�南春》就符合這一規(guī)定：詩句所謂的“千里”是一般的整體印象。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等是詩人記憶中個別的片段圖景，用于反映“整個江南地區(qū)春意盎然”這一典型意義。

此外，七絕的形式自然地將全詩一分為二：前面兩句形成一個意義單元，后面兩句形成另一個意義單元。詩人若欲七言絕句意味深長，則前后兩個意義單元應形成相反而能相成的關系。就《江南春》的內容而言，其相反相成的關系如余恕誠鑒賞文所言：前兩句描寫出了江南的晴色，即江南春景中明朗的一面：后兩句則勾勒出江南的雨色，即江南春景中暗淡的一面；二者構成層次豐富的江南春景圖。就《江南春》所蘊涵的情感而言，其相反相成的關系由“南朝”和“多少”兩詞提示出來：前兩句表達了對自然大化生生不息的欣羨，后兩句則由對歷史的回顧透露出人文之盛難免衰亡的傷感。這兩種情感因素的對比是很鮮明的。若依楊慎的觀點將第一句中的“千里”改為“十里”。那么由于十里之地容不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前兩句與后兩句之間詩意相互扦格，其在語義上形成張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中國古詩體式豐富，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的功能各自不同，絕句、律詩、歌行與樂府的規(guī)格也迥然相異，這是詩歌發(fā)展自然形成的經(jīng)驗。我們若想判斷一首詩在藝術方面的得失，審體即站在詩體的高度審視字、詞、句的合宜性是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否則，就有可能像楊慎那樣死摳字眼而不著要害。

三、忽略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殊性

古詩通常是不容易被理解的，因為詩人創(chuàng)作時的心理狀態(tài)是微妙的。就像《文心雕龍？物色篇》所說的：“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qū)。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讀者若對詩人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作簡單化理解，鑒賞結果就可能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就《江南春》而言，楊慎既然覺得十里之內，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都可以看到，那么他顯然認為杜牧是通過定點觀察而形成詩句的。實際上。杜牧所聞所見。未必是拘于一隅而得，也有可能是對行吟途中江南景色所作的一種概括。因此。我們可以辯駁楊慎：“非拘一隅觀奇景，一路行來都是春�！�

還有其他可能。比如《江南春》所寫的景色，也許是杜牧登山瞭望所得。根據(jù)經(jīng)驗，登高者視力所及。要遠在十里之外；而且在視線模糊處，登高者自然會將視線沿著遙遠的天空作無盡的延伸，從而有胸懷千里萬里的感覺。正是因為有這種心理慣性做基礎，所以杜甫《登高》所謂的“萬里悲秋”才不使人覺得突兀，而《江南春》用“千里”一詞也就自然可以成立。因此。我們又可以辯駁楊慎：“登高望遠宜騁目。千里江南入眼來�！�

退一步說，即使杜牧是拘于一隅定點觀察而形成詩句的，也符合創(chuàng)作規(guī)律，因為思維從現(xiàn)實時空超脫出來并由聯(lián)想而生發(fā)興味，正是文學作品的重要本質。這一點古代的文藝理論家早已有明確闡述。如鐘嶸《詩品》卷一云：“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备鶕�(jù)這一原理，我們可以針對楊慎的不滿這樣解釋“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的妙意：耳目所怡悅者。方圓不過十里；而游春之興致，則遍在千里之江南。興致既發(fā)，則心趣遠出耳目所及，而轉成千里之妙想，這正是人人心會而詩人能說的佳境。因此，我們也可以辯駁楊慎：“縱拘一隅觀奇景，千里視通未足疑�！�

根據(jù)一般的文學原理，古詩創(chuàng)作一方面要源于生活經(jīng)驗。另一方面則要超越生活經(jīng)驗，而后者恰是詩的精華之所在。這就要求我們在鑒賞古詩時，不僅要有根據(jù)事實以解釋詞句的求實態(tài)度，更要有超越事實以會通詩心的審美眼光。楊慎在理解《江南春》時，由于片面強調了詩作內容應等同于生活經(jīng)驗。而封閉了自己審美的心靈。

四、結語

清代譚獻曾在《復堂詞話》中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的基本鑒賞原理，這當然也適用于古詩的閱讀與理解。但讀詩者用心的自由性存在一個度的問題，即以不對作者的用心產生誤解為前提，否則就會像楊慎誤讀《江南春》那樣，將詩人的匠心視為瑕疵，而將自己的誤解當成高論。總之。本文通過對楊慎誤讀《江南春》的原委進行辨析，得出了一條閱讀經(jīng)驗：對古詩進行鑒賞與評價，讀者用心的發(fā)揮應建立在審題、審體、審美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