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即《紅樓夢》與禪宗的關(guān)系問題。有論者曾對禪宗的人生哲學演進作了這樣的概括：“從禪宗的人生哲學來說，是有一個從禁欲到適意，又以適意到縱欲的演進過程的，而且這一過程的確也曾在士大夫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上發(fā)生種種影響�！保�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以適意為特征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宋代的禪悅之風上，而以縱欲為標志的影響則主要反映在明代中葉以后的禪悅之風的再度興盛上。這些概括和論述無疑都是很有啟迪的。但在談到清代的禪宗思想影響時，則認為又回到了“適意”這一宋代原來的中國上：“禪悅之風從宋代到元、明、清繞了一個圈子，終于又回到了宋代原來那個中國。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一看體現(xiàn)在《紅樓夢》中的曹雪芹禪學思想就夠了�！保ㄍ�上）對“體現(xiàn)在《紅樓夢》中的曹雪芹禪學思想”，作者并沒有作具體的分析。說《紅樓夢》表現(xiàn)了以“適意”為特征的禪學思想，這也有它正確的一面。但若說《紅樓夢》所體現(xiàn)的禪學思想即以“適意”為主要特征，這卻是不敢茍同的。如上已述，《紅樓夢》以“情”為中心，構(gòu)筑了他那龐大而有序的生命體系，他筆下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在“情”字下掛號的；特別是他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等一系列“情癡”“情種”的形象，變明代中葉以后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以“欲”抗“理”而為以“情”抗“理”，從而把明代中葉以后出現(xiàn)的啟蒙文學思維提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即如寶玉其人，他是書中第一情癡和情種。即使他的悟禪和最后出家為僧，也無不是“情極之毒”所引起。如小說第二十二回寫他悟禪機，即為情而起，又緣情而結(jié)，如同脂批所指出的：“寶玉悟禪亦由情，讀書亦由情，讀《莊》亦由情”（庚辰本二十二回批），最后“還是心中不凈不了斬不斷之故”（同上）。又如寶玉最后出家為僧，雖然我們已看不到曹雪芹的原稿，但根據(jù)脂批所云：“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后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后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庚辰本二十一回批）這就是說，寶玉最后“懸崖撒手”，“棄而為僧”，也是“情極之毒”之所致。其它諸如“寶玉砸玉，顰兒之淚枯，種種孽障，種種憂忿，皆情之所陷”（同上）。這怎么能說《紅樓夢》所表現(xiàn)的禪學思想是以“適意”為主要特征呢？從作品的實際出發(fā)，筆者以為，《紅樓夢》所表現(xiàn)的主要是以“鐘情”為特征的禪學思想。從明代中葉以后的《金瓶梅》到清代中葉的《紅樓夢》，正反映了從“縱欲”到“鐘情”這一禪宗人生哲學的演進和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變化。相比明代中葉以后那些“狂禪”，曹雪芹顯然要冷靜、深沉多了。

五、三重主題：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

以上我們?yōu)榱藬⑹龅姆奖�，從三個方面分述了《紅樓夢》的三重主題。其實就小說本身而言，這三重主題完全是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而哲學則是前兩者的自然升華和最高總結(jié)。不把文學而把政治或歷史視作《紅樓夢》基本主題，那《紅樓夢》就不成其為小說和文學作品，而成了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但若不看到《紅樓夢》的政治歷史層次，則又無疑會大大縮小《紅樓夢》的豐富歷史內(nèi)涵，縮小它所反映的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同樣，如果我們不再深入一層，進入到《紅樓夢》深層的哲學意識，那我們也很難說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精髓。

魯迅先生當年曾說過：對《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這種“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命意”的歷史現(xiàn)象正好證明了《紅樓夢》主題的多義性。其實魯迅所列舉的就已涉及了哲學（經(jīng)學家看見《易》）、文學（才子看見纏綿）、政治（革命家看見排滿）等三個層次，只是這些人所看見的不盡正確和準確。如果我們分別找到了相對比較正確的答案，并把它們作為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來看待，那么有關(guān)《紅樓夢》主題的爭論或許就可以少一些。

三重主題：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聯(lián)系到曹雪芹已把這三重主題的主題歌分別隱伏在他精心結(jié)撰的前五回里，對這一結(jié)論也許就比較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見。這三首主題歌在前五回里是沿著哲學──政治──文學的秩序排列的，這正和研究者循著文學──政治──哲學的秩序探討其三重主題成相反方向；因為作家最終是要進入文學本身而研究家則是要從文學本身出發(fā)去探討其歷史和哲學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