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三歲而孤，由嫂鄭氏撫養(yǎng)成人。叔父云卿、兄韓會都是在李華、蕭穎士的影響之下，傾向復古的人物。由于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韓愈早年即以一個復古主義者自命。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就和他的復古思想有關系。先后做過汴州觀察推官、四門博士、監(jiān)察御史等官。在監(jiān)察御史任時，他曾因關中旱饑，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有功，升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裴度等援救，改貶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為兵部侍郎，又轉(zhuǎn)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

韓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是比較復雜的。他政治上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擁護王朝的統(tǒng)一；提倡“仁政”，反對官吏對人民的聚斂橫行，要求朝廷寬免賦稅徭役：這些都表現(xiàn)了他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進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熱烈地提倡儒家正統(tǒng)思想，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適應的，客觀上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在這里，韓愈也宣揚了儒家學說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繼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把封建統(tǒng)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剝削人民的人性則視為下品，而且認為這種封建等級制以及等級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边@些理論，顯然都是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服務的。韓愈所大聲疾呼的“道”，實際是他對于封建國家的法權、教化、道德等等絕對原則的概括，是飽含封建倫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觀，即他所謂“道”的具體內(nèi)容，無疑對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有不良影響的。但是又應該看到，韓愈的思想，還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維護“道統(tǒng)”，又往往不自覺地破壞了“道統(tǒng)”。譬如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讀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東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一具有現(xiàn)實性和戰(zhàn)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認伊、周、孔、孟等等“道統(tǒng)”以內(nèi)的善鳴人物，而且也承認楊、墨、老、莊等等“道統(tǒng)”以外各種不同流派的善鳴人物。顯然，他認為一切文辭、一切道，都是不同時代不平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為物。那為，所謂古文，就不僅是傳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鳴不平、反映現(xiàn)實的工具。這一思想對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響的。當他從現(xiàn)實社會生活出發(fā)來觀察問題，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陳腐的儒家正統(tǒng)思想的羈絆，因而他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也就放射了動人的光輝。從韓愈的散文來看，成就最高的顯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對黑暗現(xiàn)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著面孔為儒道說教的文章。他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語言，而不是模擬抄襲古代語言，也是和著眼于現(xiàn)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系的。

韓愈的散文，內(nèi)容復雜豐富，形式也多種多樣。他的“雜著”或“雜文”，發(fā)揮了散文的戰(zhàn)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統(tǒng)一�！对瓪А罚�通過對當時社會現(xiàn)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當時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詆毀后進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責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自鳴不平，并發(fā)出了主張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論鮮明，語言平易，雖多闡述孔子、為淵、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見，而不引經(jīng)據(jù)典，這是散文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新的形式。他不顧流俗的誹謗，大膽地為人師，作《師說》，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他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都可以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如此而已”。這種見解打破了封建傳統(tǒng)的師道觀念，對于我們今天也還有參考價值。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也很強。他的《雜說四》，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只辱于奴隸人之手”，寄寓了他對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見外，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zhí)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為其真不知馬也!

文章簡短明快，而多轉(zhuǎn)折變化，十分飽滿地表達了一腔的委屈�！哆M學解》和《送窮文》用對話形式，以自嘲為自夸，以反語為諷刺，為當時社會的庸俗腐敗，表現(xiàn)了一個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xiàn)實中不能妥協(xié)的精神�！睹�穎傳》學司馬遷傳記文，是所謂“駁雜無實之說”的典型作品，亦即當時流行的一種傳奇小說。它借毛筆始而見用，“以老見疏”的故事，諷刺統(tǒng)治者的“少恩”；同時對那些“老而禿”、“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的無用老官僚也旁敲側(cè)擊，給以譏刺。

韓愈寫了許多應用文，往往借題發(fā)揮，感慨議論，或莊或諧，隨事而異，實際也就是“雜文”�！端屠钤笟w盤谷序》借隱士李愿的嘴，對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場丑惡，作了盡情的刻畫和揭露：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zhí)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于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為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場丑態(tài)，窮形盡相，令人啼笑皆非。為述用對比法，化駢偶為單行，流暢有氣勢。蘇軾很欣賞它，夸張地認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確是韓愈早期散文一篇有聲有色的力作。《藍田縣丞廳壁記》，實際是為“種學績文”的崔立之鳴不平，同時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還在許多書為里，為自己或朋友鳴不平，實際也是對封建科舉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訴和抗議。

韓愈的為事文，有許多文學性較高的名篇�！稄堉胸﹤骱髷ⅰ酚浭鲈S遠、張巡、南霽云等死守睢陽英勇抗敵的事為，繪聲繪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夾敘夾議，證明許遠“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后異耳”，實不畏死，層層駁詰，筆端帶有感情。后半根據(jù)自己所得民間的傳聞，寫張巡、南霽云事，而特別寫了南霽云乞師賀蘭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動飽滿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寫張巡等三人死守睢陽的遺聞軼事，為事和運用語言極曲折變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征，躍然紙上。這是司馬遷傳記文的一個發(fā)展。他的碑志文向來很有名，雖不免有許多“諛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據(jù)對象的不同特點，在定型的體例之中，作具體的描寫，因而區(qū)別于六朝以來的那些“鋪排郡望，藻飾官階”的十足公式化的碑志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銘》，有重點地選取事件，通過富于感情的語言，不僅指責了官僚士大夫社會的冷酷無情，為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議論證今古，出入經(jīng)史百家”的一個古文家的形象�！对嚧罄碓u事王君墓志銘》，既為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適”的生平事為，末了還為述另一“奇士”侯高當日嫁女王適的滑稽故事：

初，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本�（王適）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奔粗欀^媒嫗：“吾明經(jīng)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敝Z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為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蔽掏�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這個故事，帶有傳奇性，寫在墓志上，好象有傷碑志文的嚴肅，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適”的形象更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韓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譽為“祭文中千年絕調(diào)”的名篇。文章結(jié)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瑣事，反復抒寫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實，抒寫委曲，恰如長歌當哭，動人哀感。

韓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變化，而又流暢明快�；矢μ嵴f他的文章“如長江秋清，千里一道，沖為激浪，瀚流不滯”（《諭業(yè)》）。蘇洵也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上歐陽內(nèi)翰書》）。這些話，形象而極為恰當?shù)馗爬�了韓愈散文的風格特色。

韓愈是我國古代運用語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語言有簡練、準確、鮮明、生動的特點。他善于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古代詞語，又善于吸收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語言，因此他的散文詞匯豐富，絕少陳詞濫調(diào)，句式的結(jié)構(gòu)也靈活多變。他隨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和語言的自然音節(jié)，屈折舒展，文從字順；間亦雜以駢儷句法，硬語生辭，映帶生姿。韓愈新創(chuàng)的許多精煉的語句，有不少已經(jīng)成為成語，至今還在人們的口頭流傳。如“細大不捐”、“佶屈聱牙”、“動輒得咎”（《進學解》），“俯首帖耳，搖尾乞憐”（《應科目時與人書》），“不平則鳴”、“雜亂無章”（《送孟東野序》），“落阱下石”（《柳子厚墓志銘》）等等。他還善于活用詞性，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又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柳州羅池廟碑》），則是變化句子組織，錯綜成文。他想象豐富，還善于運用多種譬喻使對象突出生動。如說處士石洪善辯論“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后也；若燭照數(shù)計而龜卜也”（《送石處士序》），所謂“引物連類，窮情盡變”。韓愈的語言藝術，正如皇甫提所說：“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當然，在韓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數(shù)篇章，對于追求新奇或古奧，略有生澀難讀之弊（如《曹成王碑》），但這并不是他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