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號稱“文人之雄”，曾倡導古文運動，被后人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時，韓愈又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

韓愈，字退之，河南南陽（今孟縣）人，生于公元７６８年，卒于公元８２４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稱韓昌黎。韓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稱他韓吏部。

韓愈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和書香門第。他三歲而孤由其伯兄撫養(yǎng)，１２歲時其兄韓會病故，由其寡嫂養(yǎng)大成人。韓愈從幼年時期便飽嘗寄人籬下之苦和長期顛沛流離的艱辛，經(jīng)歷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歲月。這種經(jīng)歷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較強的自我奮斗精神。２５歲擢進士第，２９歲任節(jié)度使觀察推官，３５歲授四門博士，３６歲遷監(jiān)察御史。后因直言諫上被貶，３８歲遇赦，做江陵法曹參軍，３９歲后歷任國子博士、都員外郎、河南令、職方員外郎、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考功和制誥、中書舍人等官職。元和12年，因評淮西吳元濟之亂有功，被升遷為刑部侍郎，進入大員之列。后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后又內(nèi)遷為表州刺史。穆宗繼位后，召回韓愈任國子祭酒。長慶元年轉(zhuǎn)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為吏部侍郎，長慶4年病卒，享年５７歲。贈禮部尚書，謚號“文”。

韓愈的一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一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后的中唐時期，他一生經(jīng)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zhí)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和藩鎮(zhèn)割據(jù)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tǒng)治階級認識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tǒng)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tǒng)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tài)，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jīng)百家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家學說的熏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復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于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tǒng)的一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chǔ)和具體內(nèi)容。他的反佛斗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與復興儒學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我國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響的。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主張儒家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淫靡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diào)，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注重師道，傳道授業(yè)。提攜后生，在我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著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我國古代優(yōu)良教育傳統(tǒng)，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zhí)教之外，還表現(xiàn)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tǒng)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于真心�！彼�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yǎng)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guān)鍵在于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于鑒別又培養(yǎng)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涌現(xiàn)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鑒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yǎng)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xiàn)象，歌頌鄭子產(chǎn)的不毀鄉(xiāng)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fā)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xiàn)“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lián)系的關(guān)于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里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guān)于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１、關(guān)于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yǎng)目標，即人才的規(guī)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張規(guī)定著培養(yǎng)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guī)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tǒng)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fā)了《大學》的“修齊治平”的觀點，進一步將培養(yǎng)目標標準化�！洞髮W》是《禮記》中的一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學》里的一段重要的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比粍t，“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yǎng)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diào)：“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家經(jīng)典，被列為“四書”之一。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家的政權(quán)。

關(guān)于兼禮法，這里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叭省迸c“禮”是儒家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并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jīng)”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jīng)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并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tǒng)”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體現(xiàn)“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群是核心內(nèi)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tǒng)都是培養(yǎng)忠君，實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按著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nèi)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家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２、關(guān)于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里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fā)跡人性上的作用。我國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談關(guān)于人性的問題，就儒家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tǒng)治階級均受命于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眾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于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一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zhì)；“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xiàn)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nèi)，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zhuǎn)化。在“品”的內(nèi)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fā)生一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nèi)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３、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guān)于“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１８年（公元８０２年），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恥學于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jiān)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顏為師，并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辟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稁熣f》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重”的思想是一致的�！稁熣f》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于它繼承和發(fā)展了前人關(guān)于師道的觀點，是有創(chuàng)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我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只有４５６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yún)s一直影響著歷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教育遺產(chǎn)。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⑴師和“道”是密切結(jié)合，不可分離的�！暗乐�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一個教師沒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是師存在的基礎(chǔ)，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一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個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⑵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yè)、解惑�！稁熣f》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也�！痹谖覈�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一直在啟示著教師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于韓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一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家之道，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評天下之道。授業(yè)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yè)”兩方面的疑。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lián)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yè)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chuàng)一代師風的作用。

⑶“圣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圣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guān)系上的一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只要有傳道授業(yè)的本領(lǐng)，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shù)業(yè)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圣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拔釔畚釒�，吾尤愛真理”，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精辟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yè)”、“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于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yè)；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我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yè)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guān)系，均具有啟發(fā)意義。

４、關(guān)于教學的論述：

韓愈自己勤奮求學，曾幾度做大學教授，招收過很多學生，成為當時大批青年的導師，所以，在自學和教學方面均有相當豐富的經(jīng)驗和卓越的見解。

在《師說》中，關(guān)于教師職責，師生關(guān)系的論述已是教學客觀規(guī)律的很有價值的概括了。關(guān)于學生如何“進學”的問題，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這是他治學多年寶貴經(jīng)驗的結(jié)晶，也是他對先人治學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在這里他要求學生在業(yè)務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達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終日，不勤奮用功，那么學業(yè)就會荒廢，如果隨隨便便，不認真思考，那么德行就會毀墮。這些雖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卻是學習成敗的規(guī)律。韓愈用明確、形象的語言固定下來了，對后來人們的學習和思想修養(yǎng)，起了極為有益的影響，成為人們的座右銘。自古以來，在學業(yè)上有成就的人都離不開勤奮和獨到。韓愈在文學方面高深的造詣，就是靠這兩條得來的。

韓愈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生動活潑。他“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明�！苯虒W是一種感情藝術(shù)，韓愈“抗顏為師”“以師自任”對教育事業(yè)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學生動活潑、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寫作教學上韓愈是更有見地的。從“文以載道”觀點出發(fā)，“以道弘文”。他認為“道盛則氣盛，氣盛則文昌，文以貫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這是寫作的基本特點。他還認為寫文章要奇雄簡約，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他的文章自成體系，形成所謂“韓文”派，影響深遠。

總之，韓愈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終以天下為已任，始終奉行“達則兼濟天下”，似乎從來也沒有甘心“窮則獨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雖然遭到被貶山陽令和潮州刺史等幾次重大打擊，然而并不恢心頹廢，報國之志不流，仍然關(guān)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偉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偉岸氣節(jié)。如諫迎佛骨，說服王庭湊之舉，均為彪炳千秋史冊的偉業(yè)。韓愈一生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而奮斗，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韓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guī)熗降幕�本�?nèi)容，使其成為一代師表，他在文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及才華使其教育思想大放異彩，開啟了宋明理學的前導。他的教育思想流傳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們學習、研討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