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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在文學成就上，同柳宗元齊名，稱為＂韓柳＂。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世盛稱其“文起八代之衰”。

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兩代八散文大家的并稱。即唐代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八個在古文運動中貢獻最大.最初有明朝的朱右著《八先生文集》。因我國明代選家茅坤輯錄他們的作品為《唐宋八大家文鈔》，而因之得名，并由于該選本的廣泛流傳而名聲遠播。

他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jīng)世之志。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jié)度使幕府任職。后回京任四門博士。36～49歲，任監(jiān)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歲，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后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

思想淵源于儒家，但亦有離經(jīng)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tǒng)自居，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并無二致。這些復雜矛盾的現(xiàn)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唐代散文學兼詩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屢被貶。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整頓舊時秩序和振興儒道統(tǒng)而提供學習古文，又為了宣傳古道而寫作古文。他對古文創(chuàng)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義、“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頗碩，《原毀》、《進學解》、《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雜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后敘》等都是優(yōu)秀作品。在詩歌方面，他推崇陳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詩，或反映時事，或寫中下層文士的政治失意和個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古詩往往規(guī)模宏大，才氣縱橫，氣勢雄偉。為了矯正大歷詩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詩歌發(fā)展的新路。不過象《陸渾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險怪，過分散文化、議論化，有傷詩意。生平詳見《新唐書》卷一七六。

文學主張與創(chuàng)作

文創(chuàng)作理論上：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提出養(yǎng)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xiàn)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chuàng)作，實現(xiàn)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xiàn)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jīng)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jīng)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tǒng)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guī)，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lián)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chuàng)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后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fā)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chuàng)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fā)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后的詩歌產(chǎn)生了不良影響。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

部分詩作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

答張十一功曹

山凈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筼筜競長纖纖筍，躑躅閑開艷艷花。

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雉帶箭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fā)。地形漸窄觀者多，

雉驚弓滿勁箭加。沖人決起百余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云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

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

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山石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雜說四

【題解】

本文選自《韓昌黎集·雜說》，題一作《馬說》。本文題從通行古文選本。全文采用“托物寓意”手法，以千里馬與伯樂的關系，揭示深刻社會問題。說乃一種文體。

【原文】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zhí)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眴韬�！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師說

【題解】

本文見《昌黎先生集》。為作者贈李蟠之作。主旨在于闡明師道�！坝晌簳x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保�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感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y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y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鬃釉唬骸叭�人行，則必有我?gu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jīng)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調張籍

【題解】

《調張籍》立意高妙，構思新奇，千百年來，有口皆頌�！袄疃盼恼略�，光焰萬丈長”，是千古不易的定論；“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傳的比喻。好詩，名句，相得益彰。

韓愈及其教育思想

一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號稱“文人之雄”，曾倡導古文運動，被后人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時，韓愈又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

韓愈，字退之，河南南陽（今孟縣）人，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其郡望昌黎，故自稱韓昌黎。韓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后人也稱他韓吏部。

韓愈出生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和書香門第。他三歲而孤由其伯兄撫養(yǎng)，12歲時其兄韓會病故，由其寡嫂養(yǎng)大成人。韓愈從幼年時期便飽嘗寄人籬下之苦和長期顛沛流離的艱辛，經(jīng)歷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歲月。這種經(jīng)歷促使他早熟，形成了較強的自我奮斗精神。25歲擢進士第，29歲任節(jié)度使觀察推官，35歲授四門博士，36歲遷監(jiān)察御史。后因直言諫上被貶，38歲遇赦，做江陵法曹參軍，39歲后歷任國子博士、都員外郎、河南令、職方員外郎、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考功和制誥、中書舍人等官職。元和12年，因評淮西吳元濟之亂有功，被升遷為刑部侍郎，進入大員之列。后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后又內遷為表州刺史。穆宗繼位后，召回韓愈任國子祭酒。長慶元年轉為兵部侍郎，后一度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又為吏部侍郎，長慶4年病卒，享年57歲。贈禮部尚書，謚號“文”。

韓愈的一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一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后的中唐時期，他一生經(jīng)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zhí)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和藩鎮(zhèn)割據(jù)的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tǒng)治階級認識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tǒng)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tǒng)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tài)，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jīng)百家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家學說的熏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復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于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tǒng)的一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他的反佛斗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與復興儒學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我國古代教育是有好的影響的。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主張儒家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淫靡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注重師道，傳道授業(yè)。提攜后生，在我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著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我國古代優(yōu)良教育傳統(tǒng)，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zhí)教之外，還表現(xiàn)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tǒng)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于真心�！彼�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yǎng)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于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于鑒別又培養(yǎng)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涌現(xiàn)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鑒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yǎng)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xiàn)象，歌頌鄭子產(chǎn)的不毀鄉(xiāng)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fā)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xiàn)“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lián)系的關于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里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于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1、關于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yǎng)目標，即人才的規(guī)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張規(guī)定著培養(yǎng)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guī)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tǒng)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fā)了《大學》的“修齊治平”的觀點，進一步將培養(yǎng)目標標準化�！洞髮W》是《禮記》中的一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學》里的一段重要的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yǎng)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家經(jīng)典，被列為“四書”之一。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家的政權。

關于兼禮法，這里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仁”與“禮”是儒家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并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jīng)”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jīng)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并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tǒng)”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體現(xiàn)“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群是核心內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tǒng)都是培養(yǎng)忠君，實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按著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家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2、關于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里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fā)跡人性上的作用。我國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談關于人性的問題，就儒家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tǒng)治階級均受命于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眾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于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一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xiàn)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化。在“品”的內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fā)生一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3、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于“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18年（公元802年），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恥學于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jiān)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顏為師，并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辟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稁熣f》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重”的思想是一致的�！稁熣f》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于它繼承和發(fā)展了前人關于師道的觀點，是有創(chuàng)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我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只有456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yún)s一直影響著歷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一份寶貴的教育遺產(chǎn)。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師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暗乐�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一個教師沒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是師存在的基礎，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一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個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2）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yè)、解惑�！稁熣f》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也�！痹谖覈�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一直在啟示著教師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于韓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一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家之道，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評天下之道。授業(yè)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yè)”兩方面的疑。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lián)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yè)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chuàng)一代師風的作用。

（3）“圣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圣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系上的一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只要有傳道授業(yè)的本領，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暗茏硬槐夭蝗鐜�，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圣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拔釔畚釒�，吾尤愛真理”，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精辟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yè)”、“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tǒng)一的關系，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于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yè)；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我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yè)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均具有啟發(fā)意義。

4、關于教學的論述

韓愈自己勤奮求學，曾幾度做大學教授，招收過很多學生，成為當時大批青年的導師，所以，在自學和教學方面均有相當豐富的經(jīng)驗和卓越的見解。

在《師說》中，關于教師職責，師生關系的論述已是教學客觀規(guī)律的很有價值的概括了。關于學生如何“進學”的問題，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边@是他治學多年寶貴經(jīng)驗的結晶，也是他對先人治學經(jīng)驗的總結。在這里他要求學生在業(yè)務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達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終日，不勤奮用功，那么學業(yè)就會荒廢，如果隨隨便便，不認真思考，那么德行就會毀墮。這些雖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卻是學習成敗的規(guī)律。韓愈用明確、形象的語言固定下來了，對后來人們的學習和思想修養(yǎng)，起了極為有益的影響，成為人們的座右銘。自古以來，在學業(yè)上有成就的人都離不開勤奮和獨到。韓愈在文學方面高深的造詣，就是靠這兩條得來的。

韓愈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生動活潑。他“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明�！苯虒W是一種感情藝術，韓愈“抗顏為師”“以師自任”對教育事業(yè)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學生動活潑、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寫作教學上韓愈是更有見地的。從“文以載道”觀點出發(fā)，“以道弘文”。他認為“道盛則氣盛，氣盛則文昌，文以貫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這是寫作的基本特點。他還認為寫文章要奇雄簡約，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他的文章自成體系，形成所謂“韓文”派，影響深遠。

總之，韓愈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終以天下為已任，始終奉行“達則兼濟天下”，似乎從來也沒有甘心“窮則獨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雖然遭到被貶山陽令和潮州刺史等幾次重大打擊，然而并不灰心頹廢，報國之志不流，仍然關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偉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偉岸氣節(jié)。如諫迎佛骨，說服王庭湊之舉，均為彪炳千秋史冊的偉業(yè)。韓愈一生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而奮斗，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韓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guī)熗降幕�本內容，使其成為一代師表，他在文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及才華使其教育思想大放異彩，開啟了宋明理學的前導。他的教育思想流傳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們學習、研討與借鑒